藝術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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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由出走至殺夫
-- 《深圳商報》「七星陣」專欄14.3.2006
/ 潘國靈 / 9/5/2006

砰!任誰看過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玩偶之家》(又名《娜拉》),準會記得女主角挪拉最後關上家門發出的那聲砰然巨響──決絕、毅然地,拋下丈夫孩子,離家出走。關門,亦是開啟,易卜生雖說他自己不過是寫詩,但外界反應,旋即把一八七九年這聲巨響,看成女權運動的濫觴。

尤其在中國五四時期的新文學界,《玩偶之家》都離不開女權解放的社會問題閱讀角度。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娜拉走後怎樣〉演講、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把革命烈士秋瑾譽為中國的娜拉、曹禺名作《雷雨》受到《娜拉》的影響,凡此種種,現今說來,已是舊話。有兩部小說在五四文學界曾刮起熱潮,一是「維特熱」,一是「娜拉熱」,《少年維特的煩惱》最早譯本出自郭沫苦、《玩偶之家》則由胡適與羅家倫翻譯。

時代不斷轉變,曾幾何時,象徵著女性解放的出走行動,在當今離離合合、離婚率高企的自主年代,激烈性已大大減弱了。二○○六年香港藝術節中,我看了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的《娜拉》,劇作由被譽為「歐洲劇壇新曙光」的湯瑪士.奧斯特邁爾(Thomas Ostermeier)導演,以「廿一世紀的狂暴演繹」,為《娜拉》注入了新生命。

這狂暴演繹未必容易為人接受,但的確有衝擊力。劇作的舞台設計頗有心思,娜拉一家五口的大屋被置於一個旋轉舞台上,複式住屋在舞台的轉動下,被所有觀眾以不同角度裡裡外外地檢視,住屋佈置一塵不染頗有一種Cyber的冷調感覺,孩子的數碼照片不時投影其上,怎麼看都是幸福家庭照,卻是投影在住屋的外牆,更凸顯了幸福的影像與表象面相。客廳中放了一個大魚缸,裡頭養著一群錦鯉,活脫脫就是玩偶之家的一個縮影。

和諧之中暴力蕩漾,粗暴狂野的電子音樂忽然轟進,人物失控時會跳進那個大魚缸,而關鍵時刻發生在理應是普世歡騰的聖誕節,娜拉在化裝舞會中打扮成盜墓者羅拉,Nora與Lora Croft結合,假戲真做,從此分不開來。百多年後,原劇作最後那戛然而止的砰然一響,變成連珠爆發的「砰!砰!砰!」──二十一世紀,挪拉不是選擇出走,而是選擇拔槍把丈夫轟斃!

魯迅當年問:「娜拉走後怎樣?」他說:「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是借娜拉的出走,帶出婦女經濟權的問題。來到今天,經濟權即使未至男女平等,女性經濟權畢竟是大大提昇了,於此來看,新演繹把挪拉從出走改成殺夫結局,的確具有時代的適切性。這令我想到當代一些觸目的女性主義作品,也有一定的「弒男」意識。如一九九一年的《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導演烈尼.史葛(Ridley Scott)將女性主義引入這部公路電影,兩個女人對父權社會的反抗,就是以拔槍殺掉男人揭開序幕。華文世界,台灣作家李昂一九八七年的中篇小說《殺夫》亦曾引起轟動;如果《娜拉》新演繹的殺夫結局是從平靜中的驚醒,那麼《殺夫》則是在長期暴戾的男性壓迫下的一個大反彈,用的武器是刀不是槍,描寫的是低下階層而不是中產階級。

這些作品不約而同表現出一種對男性的仇恨,男人成了罪惡根源。娜拉殺夫後怎樣?答案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逃命,就是坐牢。但別問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現實問題,而是一個有待思考的象徵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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