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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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寓言
--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22.11.2006
/ 潘國靈 / 4/12/2006

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第四期做了一期卡夫卡專號,不是甚麼冥壽、忌辰,閱讀卡夫卡,不需要一個出師有名的理由。這位捷克德語猶太裔作家,自逝世以來,一直成為曠日持久的話題,引發無數人的探索慾望。「卡夫卡式」(kafkaesque)已經成了一個形容詞,泛指官僚、荒誕、幽暗之意。我也來說說卡夫卡。

沒看過他的書,總會聽過他筆下一覺醒來變身甲蟲的推銷員、一覺醒來無故被控告的K,他的小說,寫盡了現代人的夢魘寓言。

上了經典神檯的作家有很多,今時今日,我們為甚麼還要讀卡夫卡?如果真要給閱讀一個理由,我想,可以從他的寓言來說,他的寓言,放在今天社會,一點不過時。

寓言之為寓言,就是將現實情狀抽象化、普遍化。卡夫卡的寓言有著不同層次,我稱之為「神/法/人」(God / Law / Man)的三個層次。

神,就是宗教、哲學的層次。如卡夫卡好友布勞德(Max Brod)說:「卡夫卡的寓言是對不可企及的上帝的孜孜追求。」卡夫卡曾說:「我們的世界僅僅是上帝的一種壞情緒的產物,倒霉的一天而已。」又說:「我們是上帝頭腦裡出現的虛無思想、自殺念頭。」對猶太教頗有熱忱的卡夫卡,筆下那神秘莫測的至高權力,有著神的喻意。沙特、卡繆推崇卡夫卡為存在主義先驅,是從哲學的進路而言。

法,則是社會、政治的層次。這方面,最出名的當是卡夫卡筆下的官僚主義。人活在龐大的官僚系統中,被官員、法律吞噬,個人的力量微弱得可以,終被異化成一隻甲蟲。甲蟲身體狀況(如爬行、進食)逐漸變化,更驚心動魄的,其實是隨之而來家人對他態度的變化。K無故被捲進一場訴訟之中,最後被行刑,臨終一話是「像一條狗!」,恥於活下去。同寫現代社會的異化,卡夫卡有別於卓別林的經典《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他的筆下更多是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勞動工人(K就是一名銀行文書主任);看在今人眼中,只要對辦公室政治有所感的,我想,都能從卡夫卡小說讀出一點感受來。另卡夫卡筆下那無所不在的監視力量,在今天的偷窺社會尤有甚之。任何陌生人那怕是街上巧遇的一個婦人,都可以喚出K的名字,他被置身於無數對眼睛之下,《真人騷》(Truman Show)裡的占基利,不是後現代的K嗎?

人,即卡夫卡個人性格的心理層次,尤其是他長年累月與父親繃緊的關係,表現於小說、書信、日記之中,歷年來成為心理分析研究的素材。寫作、父親、婚姻,構成了卡夫卡個體生命的鐵三角。他給父親的信中曾說:「我寫的都與您有關,我在書裡無非是傾訴了我當著你的面無法傾訴的話。」寫作,成了他的自我救贖──「倘若我不寫,我便等於是癱在地上,只有被清掃的份。」婚姻,不僅是愛情,更是背離父親、希冀與父親平起平坐的手段。

然而,寫作與婚姻又存在深深的矛盾,婚姻生活將侵蝕作為作家的卡夫卡的「必要的孤獨」。寫作、婚姻都能把「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的卡夫卡從巨大的父親中拯救出來,但當兩者不能共存,卡夫卡選擇了寫作,他曾經向兩個女子三度提出婚約又解除婚約,在寫作與婚姻的悖論中猶豫不決,而最後還是選擇做一個「孤獨的死人」,以守護他自築的寫作城堡。

在卡夫卡的寫作歷程中,有三個年份,最能印證寫作、父親、婚姻的三角關係。一九一二年,他寫了成名作〈判決〉,小說說一個準備結婚的男子被老邁但突然神勇有力的父親判去投河自盡,那一年,他認識了愛人菲利斯(Felix)。一九一四年,他寫出了長篇《審判》,劉小楓注意到《審判》的寫作與菲莉斯的婚約糾纏實則是平行的事,這比一戰之後的大背景還更重要。一九一九年,他寫了如炸藥般的《給父親的信》,那一年,他向尤麗葉(Julie)提婚,遭到父親激烈反對。

上帝、法律、官僚、生父,通可歸入「象徵的父親」(symbolic father)。「因父之名」,卡夫卡以憂鬱症患者、失眠者之姿,無間道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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