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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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
--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萬象專欄6.12.2006
/ 潘國靈 / 22/12/2006

拜胡恩威的《香港風格2消滅香港》所賜,「消滅香港」這四字近日甚為流行,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也以此題目辦展覽會,目的是探討近年城市規劃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大學校園近年很靜,有人更說是靜得可怕,校園需要更多學生的自發聲音。

「消滅香港」,這四字頗嚇人,但偏激之中,其實也道出了大眾的恐懼。是的,我們都怕香港失去優勢、風光不再,怕香港或遲或早被眾多快速冒起的國內城市趕上,「邊緣化」論述由此而生。

胡恩威在《香港風格2消滅香港》中,把矛頭直指香港政府的城市規劃政策。在香港,政府與地產商主導了我們的城市規劃、城市空間,我們珍視的東西,一個一個鏟走,過剩而消滅個性的東西,一個一個空降。我們眼巴巴看著,經過多年文化累積自行生成的有機街道,一下子被重建巨輪輾碎了。街道的活力消失,人們被趕入大型商場、屏風屋苑、摩天大樓之中。歷史建築被轉化為旅遊景點,好比一枝枝城市碑記,孤立無援於不相干的大環境中。

「美化環境」、「活化社區」、「優化居所」、「強化經濟」、「重建發展」、「舊區活化」、「樓宇復修」、「保育文物」,市建局的光明口號,烘托於藍天白雲和綠草如茵的背景中,印在重建地盤的圍板上,可望而不可即,幾成反諷。城市跌進了「愈規劃愈破壞」的弔詭之中。可幸的是,在付出不少代價後,市民對社區保育、保護維港的意識日漸提高。

說香港生病,這是長期病,可稱之為,多種營養失衡症。

城市規劃上,我們看到拆與建的失衡、地產主義與民間自主力量的失衡。

在城市身份上,我們在本土、國族化與世界主義之間擺盪,九七後不斷定位再定位,有時進退失據。

所謂失衡,就是出現了嚴重的偏頗、傾斜。香港一直在朝向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但很多時候,仍走不出經濟城市的樊籬,經濟掛帥,金錢價值凌駕人文價值。樓市上升被說成為全人類的利好消息,人們卻用了大部分薪金供樓養樓,誠是一大怪相。社區「士紳化」(gentrification),住屋租金突然攀升,捱不起貴租的市民便要搬走。商舖地租節節上升,彷彿成了城市欣欣向榮的指標,結果我們有了全球地租第三高的銅鑼灣(僅次於紐約第五大道和巴黎香榭麗舍大街),進駐了很多全球化跨國連鎖旗艦店,卻趕走了很多本土特色的東西。

物先腐而後蟲生,也不好把所有責任推向政府。吃甚麼奶水長甚麼體質。煽色腥的八卦雜誌充斥市面,口鞭撻手照買,還要成為全家讀本。看書只看工具書、潮流書,在自我增值、終身學習的大旗下,人們卻成了一張張的文憑儲值卡。語言上也失衡,一時母語教學,一時英語教學,廣東話被徹底邊緣化,教育成了語言的實驗場,苦了莘莘學子。

還有是,功利主義與理想主義失衡、垃圾資訊與優質知識失衡,重娛樂與輕思考,重市井智慧而輕人文精神。於是,轉來轉去,我們又是打回原形,搏殺、機靈、走精面、投機等,典型的韋小寶性格。韋小寶不是不好,但始終淺薄一點,做不成大英雄,這個地方,很難出到郭靖、喬峰。

思考香港病,不是要刮瘡疤、潑冷水,而是,愛之深,恨之切,居安思危,對症下藥,總希望她,明天會更好。某程度上,香港病,是很多城市在發展主義大旗下的失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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