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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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者》──政治與藝術的角力
-- 《明報》28.1.2007
/ 潘國靈 / 28/2/2007

一九八四這年份也許不是隨意的,它暗中喚起了一個典故:歐威爾名著《一九八四》中那句名言:「老大哥在看著你!」政治監視的眼睛就在頭蓋頂,時維一九八四年,東德國土內,受聘於秘密警察組織Stasi的職員多達十萬人,相關情報人員多達二十萬,原本滿懷善意的共產主義,在歷史上每每落實為對「他人的生命」(The Lives of Others)最感興趣的政治機關。

《竊聽者》開首已出手不凡,秘密警察韋斯勒上尉(烏列謬希飾)以疲勞轟炸的方式審問疑犯,鏡頭一轉是大學講室,上尉向學生教授政治審查學問,那何止是技巧,簡直是人性心理的透視──不斷重複相同證詞的疑犯即在說謊、被誣告的多半會發怒,等等。韋斯勒上尉那不帶情感、異乎冷靜的性格即展露無遺,這位出生於東德的演員,把德國人那份精準理性演活了。

時間不斷推移,德國以政治為主題的電影,是時候放開一下二戰的大魔頭希特拉,
《竊聽者》邁向以柏林圍牆倒下前,東西德仍處於分裂狀態的時空,在極權國家中,文化藝術被政治牢牢箝制。是的,《竊聽者》不是一部純政治劇,它最吸引的地方,正在於鋪展出一場藝術與政治之間的角力。

韋斯勒上尉的人生,就在他被上司(昔日同窗)邀去觀賞一齣話劇那夜改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齣話劇由國內名作家基約.戴文(史巴斯甸高治飾)編劇,由作家女友也是國家級演員姬絲.斯蘭(瑪天娜姬狄飾)演出,觀眾席上的韋斯勒,拿著望遠鏡觀看這位女演員,莫名的被她吸引,同場觀看的還有另一名高層部長,劇終,部長下達命令監視劇作家,由韋斯勒執行,一開始,這監視任務似乎已混合著政治命令與個人情結的雙重性質。

就這樣,韋斯勒在作家家中埋下竊聽器,日夜躲在暗角窺視一個作家、一個女演員、一對戀人的生活。除了跟一些激進藝術家有所往來外,劇作家本來沒甚麼可疑及政治敏感性(在官方眼中,他甚至是「唯一不顛覆而被西方閱讀的作家」),部長命令監視他,不過是「假公濟私」(在這種情況下,公私本就無法二分)垂涎人家的女友,事實上,女演員斯蘭因維護自己的演藝生命,被迫與部長私下往來甚至出賣肉體,這一切,都一一聽進竊聽者的耳目,愈窺視下去,他愈洞悉人家的清白高貴,以及自身所處建制的卑污。

竊聽者本來處於權力的高位,但在窺視的過程中,他逐漸發生改變,被竊聽者的生活照見出他自身生活的蒼白,人家在床上情意綿綿時他只能孤獨地召妓,不僅肉體,作家和女演員的生活也打開了他多年來與之絕緣的藝術世界,他潛入作家家中偷了劇作家布萊希特的書,回家讀得津津有味,藝術流進他冰冷的政治世界,註定他生命從此發生質變。在這過程中,竊聽的任務亦發生質變,從最初對被竊聽者不懷好意到暗中維護,從最初的旁觀者到積極的參與者,到後來,甚至轉移位置站在權力的對立面。他的臉孔亦逐漸由冰冷無情至發放光輝,以至於他最後竟成了一個可敬的英雄角色。從此,在奇斯洛夫斯基的《愛情短片》外,影像上的偷窺者又多了一個好人。

戲劇的衝突位在老導演不堪長年累月被禁導戲而終於走上自殺之路。老導演是作家的好友,布萊希特的書就是老導演贈給他的生日禮物,老導演的離開,對作家帶來打擊,繼之以發現女友與部長有染,本來在政治上溫和的他,憤筆以化名寫了一篇報導有關東德自殺率高企的文章,文章幾經波折最後得以在西德媒體曝光,政府高層大受刺激竭力追查文章作者,從此電影亦多了政治驚悚片(political thriller)的緊張況味,電影中那部紅色微型打字機就成了有趣的追查線索。

但如果《竊聽者》只有政治味道,它未必足以撼動人心、擄獲多個獎項(獲德國巴伐利亞電影大獎、德國電影大獎、歐洲電影大獎等多項殊榮),因為在兩德統一的今天,回溯一個東德秘密警察的虛構故事,時間已為它築起一道安全網而不足以帶來巨大衝擊。它的力量,在於從政治切入人性,電影中那老導演說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話:「一個不能導戲的導演,就好像一個沒有菲林的相機,一個沒有穀的磨坊,空空如也」,老導演的自殺,就是因為被褫奪了身份、謀殺了自我。自殺,未必不是反抗。「一個不能演戲的演員還可以是甚麼?」,同樣的處境最後落在女演員身上,以至女演員在被扼殺演藝生命的咄咄威逼下供出戀人的情報,更突出藝術與人生的掙扎,你只能說這是人性軟弱而斷不能伸出道德的手指。道德是黑白而世事是弔詭的,正如,後段說到柏林圍牆倒下秘密警察組織瓦解,但這個時候,權力崩塌了,會否如部長於結尾對作家說:「世界變得單調,你可能開始懷緬過去了。」骨子裡,我們也許都懷戀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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