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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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記憶的扭曲
-- 《星島日報》「文化廊」30.4.2007
/ 潘國靈 / 19/5/2007

我是越來越給弄糊塗了。自天星鐘樓崩塌,集體記憶碎片散落一地。文物保育說考慮集體記憶,皇后碼頭是集體記憶,人力車是集體記憶,歌賦街是集體記憶,鴨腳紮是集體回憶(在某酒樓看到),張國榮港台單元劇是集體記憶(《集體回憶張國榮》),新近《日本紅白紀念盤》專輯,廣告賣的又是集體記憶。老生常談的一話,當所有東西都是,即所有東西都不是。在集體記憶話語不斷繁殖增生之際,它的意義反倒被大大約化,一如很多本來具內涵的東西,來到香港,未經深化便快速擴散,至只剩表象,徒具虛名。

未經深化通常有兩條進路,一是急急收編,像政府化解天星事件,將集體記憶納進文物建築保護,避開城市規劃、發展主義、保護維港等核心問題,暗中偷換命題,轉移視線。這點,梁文道已有文章論及。另一進路是狠狠地給「集體記憶」贈句“damn you”,視集體記憶為洪水猛獸、虛假東西,新創辦的文化雜誌《瞄》(Muse)第一期便有一篇徹底否定集體記憶的文章。這樣一錘定音的觀點(雖則我認同作者Roger Lee所說:回憶的集體化可以是恐怖的),等於封了討論之門,把自法國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至近半世紀以來西方在「集體記憶」學說上所累積的學問,一次性地棄置於堆填區。

不能因為集體記憶之「非自然性」,就馬上把它定性為負面東西。集體記憶,本來就是建構性的,參與其中的群體成員,各自以自身經驗為據,從過去(past)演繹、提取出可供共享的情感記憶,並透過各種文化符號如周期性慶典儀式更新傳承,從而強化群體連結,鞏固群體身份。集體記憶作為身份建構工程,不僅在懷緬過去,還以「過去」作資產,不斷製造新的文化意義。

所以,集體記憶的內容是必然被「利用」的。問題是,集體記憶的概念,有沒有被扭曲,它的名堂,有沒有被濫用。我認為有幾點特別值得小心。

一是集體的「同質化」。集體記憶沸沸揚揚,何謂集體,這問題卻經常被掠過。時下說的集體記憶,經常被約化(也是撐大)為全港市民。像郭家麒議員在保衛皇后碼頭行動上便說:「希望政府能修改有關的規劃,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以及不再破壞屬於全港市民的維多利亞港、屬於全港市民的集體記憶。」不,皇后碼頭不像天星碼頭,從自身出發,大部分港人對它的回憶恐怕是稀薄的。拿集體記憶作保衛皇后碼頭的籌碼,正中政府下懷,因為你擺明籌碼不足。歷史及文化價值、城市規劃、公共空間使用等,才是重點所在。把皇后碼頭說成全城集體記憶,就是給它戴太大的帽子,反讓政府拿到口實,說你衣不稱身。不是所有集體記憶都是全民性的(尤其在越發分眾的社會),不是只有全民性的集體記憶才有價值。

二是集體記憶的「異己性」。類似以下的話,過去幾個月實在聽得太多:「皇后碼頭我沒搭過,冇乜感情!」、「藍屋住的不過那幾戶人家,唔係好關我事」、「灣仔街市?我未入過去買餸喎!」在政府還未正式把集體記憶放進文物保護政策之前,很多市民率先把它放入所有文化保育議題,因為其他標準如歷史價值、空間意義等需要知識基礎,獨個人情感,可以自己衡量。結果,情況出現逆轉,不是擁有集體記憶的人排斥異己,而是沒擁有相關集體記憶的人,拿著集體記憶的尺,理直氣壯地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情況有點像叫大學生看經典粵語長片,所有在他們出生之前的,都被看成是「史前史」,有合法理由不產生興趣。在自我設限的情況下,集體記憶越是膨脹,歷史意識越是薄弱,集體記憶的放大,竟通向另一端的自我中心,這未嘗不是辯證。

三是集體記憶的「美化」。在官方論述中,集體記憶總是和諧的、溫情的、值得珍惜的。但記憶從來都是選擇性的,有集體記憶,自有集體遺忘。詩意(poetics)常常是政治(politics)的代幣。有沒有一些地方,好像不那麼「美好」,甚至有點齷齪,如九龍城寨、調景嶺、果欄,其「集體記憶」卻是值得珍惜的?有沒有一些可悲、可惡或可恥的事,是人們未想記起,但不敢忘記的?美國至今最經常被紀念的,是越戰和九一一。德國是二戰納粹戰爭。在香港,人們卻說,連沙士都已經遠了。我想起《日本紅白紀念盤》的電視廣告,將集體記憶詮釋為「我們最好的年代」,這種廣告修辭,不是文化商品的單一例子,而恰是港人普遍心態的反映。在香港,集體記憶被懷舊吸蝕了,糾纏不清地為舊事舊物裝美,但黃金歲月的背面,正正是我們對當下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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