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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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生活
--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4.7.2007
/ 潘國靈 / 8/7/2007

「離開這裡,就是我的意思。」──多年前已在日記本上,記下卡夫卡這句句子。

土耳其諾貝爾得獎作家奧罕.帕慕克在自傳體作品《伊斯坦堡》說:「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討厭自己的城市。」我說不上是快樂的人,但並沒有討厭自己的城市,討厭跟愛與恨,到底是不同性質的情緒。Hatred,跟aversion不同,討厭是一種負能量,而恨未必。我對自己生活的城市,充滿了複雜的愛與恨,但很少想及討厭。同樣,一直想到離開,也與討厭無關,而毋寧說是一種流動的心態。

遊子不安,而不安正是某些人,起碼在某階段所追求的。我的意思是,生活在後現代社會,我們也許需要憑依一種流動性的生活價值。上一代說「安身立命」,譬如,找一個地方安居,找一間機構做它大半輩子,再中產一點的想法就是在「社會階梯」上向上爬行──不說這「安身立命」的神話是否已經爆破,即或仍然可行,在多元價值的年代,也只是一種選擇,已非必然。

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s)說:「地球上已經不存在『穩定』的事物,已知的世界每一刻都有爆發性轉變的可能。」不同的社會理論家都以不同的論說闡述這點,譬如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說的「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輕如液體成了現代人的生活形態,由此他談及「由重轉輕的現代性」、「存在中誘惑的輕」等。他有一篇寫文化身份簡史的文章,說現代人由朝聖者(pilgrim),歷經閒逛者(stroller)、流浪者(vagabond)、旅客(tourist),最後以玩家(player)為終站的進程。比較屬於臆測性,但很有意思。

如是者,所有帶流動性的身份,如都市浪遊人(flâneur)、遊牧者(nomad)、移居者(migrant)、流亡者(exile)等,都成了文化顯詞,甚至成為流行時尚。布波族(BOBO)這個在千禧年才在美國誕生的詞彙,進入國內廣泛傳播迅速蓋過「小資」,當中與它拖著半條「波希米亞人」的折衷尾巴不無關係。甚麼文化身份也好,其實也是為自己的存活找一個價值依歸,說到底其實也是一種「生存之道」──在不穩定的社會常態中自足自處,學習在鋼線上行路,而不一定腳踏實地。

都市浪遊人的鼻祖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在一個大都市裡,找不到路固然討厭,但你若想迷失在城市裡,就像迷失在森林裡一樣,則需要練習。」在新形態的流動社會中,我們就是要學習「飄移」,即使甚麼地方都不去,安在自身城市中,有時也要自我疏離,將陌生人拉進個人的劇場中,又始終與之保持距離。一些以往普遍被定性為「負面」的東西,如「矛盾」、「分裂」、「迷失」、「無根」、「短促」,我們需要對之重新確認,它們不一定要被化解而可以被活現出來,甚至為生活注入新的力量。

流動性,不止是個人的主觀願望。科技的進步(互聯網、流動電話)、物質的變換(大量即用即棄的用品)、時空的壓縮(飛行時間的縮減)、全球化的步伐等等,已經為流動生活作好了充份準備,姑勿論它指向的是提昇還是沉淪。我是在這種生活哲理下想及卡夫卡的說話:「離開這裡,就是我的意思」,而終於在九七回歸十周年之際,我選擇了做一個「不在場」的人,飛抵了地球的另一方,在曼克頓繼續踏我的城市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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