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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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活品質自由
--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2007.7.25
/ 潘國靈 / 30/8/2007

在她城遊走,其中一個最常出現的狀態,是speculate,中文即思考、推測。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在他的《紐約三部曲2》之《幽靈》中提到:Speculate,從拉丁字speculatus而來,即是鏡子(mirror or looking glass),看著別物,其實就是看著自身。總是有這個說法,到一定時候,離開自身城市,方更能看清自身城市,她城成了一面鏡子,你看她時,也時刻在反照自身。

其中叫我即時敏感到的,是城市的容許與不許。紐約是出名的一個free-wheeling城市,在紐約生活不久,即覺察自身城市的侷促。我在香港買了一對滾軸滑輪已經十年了,但一直沒有踩過,這固然是香港典型的忘與忙之故,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的公園,幾乎一律禁止玩滾軸滑輪。在紐約,人們不僅在公園內玩,在路上也玩,不僅年輕人玩,老人家也玩,人們並不以此為奇。香港公園的草地,幾乎一律不許踐踏,這兒,人們在公園草地上午餐、睡覺、看書、談情、自得其樂。香港稍好的公園,只有菲印傭懂得欣賞、利用,香港人全都滾進一式化的大型商場;夾在馬路與大廈之間、類似「迷失地帶」的齷齪公園,則經常是孤獨老年、癮君子的流連地。公園是城市的肺,所有大城市都有一個健全的肺,香港號稱國際都會,卻患了長期肺癆。

流浪藝人,玩音樂的、跳舞的、街頭劇的,遍佈城市不同角落,經常惹來群眾圍觀,看罷必有掌聲。他們在街上玩、在公園裡玩、在地鐵站裡玩,如此氣息,滲進了空氣。相比之下,香港的流浪藝人幾乎都成了「乞丐」的同義詞,經常害怕被警察控以阻街;所有地方都要預先申請,即便申請好了,若招人投訴,也沒得玩下去,像一度出現的赤柱音樂街,最終也難逃厄運。在一處對流浪藝人懷有敵意的地方,街頭藝術是沒空間發展的。

與此相關的是對所有街頭活動的不友善,如視小販為過街老鼠、江湖賣藝者為阻街者(民間藝術如麵粉公仔早絕跡街頭)、大排檔為不合時宜者(七十年代已停止發牌),不相信民間自發的活動,卻又要由上而下撥出地方辦徒有軀殼的藝墟(往往慘成「偽墟」)。一個城市當然需要規劃,但將街頭民間即興活動全然導向規劃思維,則是自戕。香港很多空間都變成地產發展商的私人物業了,而私人物業又那麼諸多限制;在紐約,我曾經在通用電器大廈廣場開放給公眾的座椅上,欣賞第五大道上的街頭樂隊表演,若換了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觀眾和表演者一早給攆走了。

也許因為我們的城市有那麼多的「不許」,出於「心理補償」,在一些理應自律、克制的小處,我們又如斯放肆。譬如,在戲院裡肆意談話、開動手提電話,對戲院商勸喻「please don’t add your own soundtrack」(請勿加入個人配樂),一於少理。來到紐約,我才知道這兒的地鐵沒有接駁手提電話系統,人們並不覺是問題,在香港,一個地鐵車廂內手提電話「眾聲喧嘩」的場面,卻是平常事。

自由,不止一種,有一種自由,是生活品質的自由,叫quality-of-life freedom。香港沒錯在經濟體系上是全球最自由的城市之一,一直以「自由城市」自居(自由即自由經濟,free as free economy),但在生活品質的自由上,則相當壓抑。香港,是自由與壓抑的矛盾體,或者,這就是她在縫隙中生長的「野草」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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