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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簾幕--小說的理由
-- 《明報》讀書版2006.12
/ 潘國靈 / 10/9/2007

如果說癡迷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的話,那米蘭.昆德拉的《簾幕》(Le Rideau;簡體版譯作《帷幕》),便是一部有著如此力量的小說美學著作。這不是一本小說理論(昆德拉曾說他不屬於理論界),而毋寧說是一個小說堅執者經過多年生命實踐熬成的結晶品,與前作《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合成昆德拉的「文學思辨三部曲」。安托萬.伽里瑪(伽里瑪出版社負責人)在一次昆德拉訪問中說:「很少有小說作家對小說藝術、小說美學和小說史癡迷到你這樣的程度。」是的,那癡迷的程度,跡近宗教,老作家好像要在有生之年,為自己的小說世界作一番徹底的省思和申明,也始終堅持小說有它要說也唯獨它可以說的話。我把《簾幕》當作昆德拉「一個人的聖經」來看。

「一個沒能力談論自己創作的人絕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作家』」,昆德拉借波蘭作家龔布洛維次的《日記》說。在《簾幕》中,昆德拉引述了許多作家的話,譬如費爾汀:「這裡我們要供應給讀者們的饗宴就是『人性』」,譬如福婁拜:「我一直都努力要深入探究事物的精神」。難道昆德拉必須要借他人之口來闡明自己的小說信仰嗎?當然不。與其說是轉述,不如說這是昆德拉小說美學中一個基本信念,也就是開章說的:「對於『延續性』的知覺」。「唯有落實在歷史進展的框架裡去看待某一門藝術,美學的價值才能察覺出來。」昆德拉所在意的,就是在「繼承來的路線中」不斷發現新的東西。

這不是客觀存在、翻開書本便可讀到的歷史。小說的歷史有它獨特的意義,它與歷史的「進步」觀念扯不上關係;法國的歷史記下了拿破崙滑鐵盧一役,但藝術作為「價值的歷史」沒給失敗者留下位置;人類的歷史不斷重蹈覆轍,但藝術的歷史不容忍重覆。甚至各門藝術也存有歧義,譬如說,繪畫和音樂曾長期為教會服務而沒被剝奪了藝術的美,但要小說為權威服務,不管那權威如何高尚,也是違反本質的。在《簾幕》中,昆德拉設想我們從龔布洛維次的工作室看待小說的歷史──「他會向你提起他自己,但更常提到別的作家以及這些作家令他激賞的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暗中影響了他的寫作風格。根據他的價值觀準則,他在你面前重新塑造了小說史過去的全部歷史,並且從這點出發,讓你猜出他自己的小說美學。」事實上,這段話,正好是昆德拉的夫子自道,閱讀《簾幕》,我就像進入他的工作室,在這工作室中,拉伯雷和塞萬提斯作為小說開拓者首先出現,而後斯騰恩、費爾汀、福婁拜、卡夫卡等大量作家一一出現,昆德拉還建立了作家之間的傳承關係,這是昆德拉在書中倡導的「世界文學」圖像,超脫了小民族或大民族狹隘的地方主義。他的工作室猶如一座萬神殿,出於他個人的洞見和感受力,無數的小說家受到禮讚,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他對某些作家的相對保留(如雨果、巴爾扎克、波赫斯等),我們看到他對一些小說創新手法的驚嘆(如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置入小說),以及對某些小說手法的針砭(如故事的專斷性、浪漫抒情的不足及對媚俗的憎惡)。

小說的精神在於創造,而創造的理由在於「發現」──發現「人性」尚未為人所知、隱藏起來的一面。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已告訴大家:「現代的奠基者不僅有笛卡兒,還有塞萬提斯。」在《簾幕》中,昆德拉還告訴我們更多被詆譭或被低估了的小說遺產,譬如說,早在存在主義風靡整個歐洲的前二、三十年,小說藝術其實已從心理描寫轉到關心「存在」的問題了。又如遊行的表演性、噪音的現象、官僚主義等,這些後來在政治學、社會學備受關注的課題,其實早在它們不動聲息初始誕生之時,小說家已如先知般看到它們的「存在」意義了。我們一出生,即被罩於一個被預先闡釋的世界,小說家撕破遮蔽存在的簾幕,這就是小說存在的理由。二○○六年,有幸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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