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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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陌生人的距離
-- 《星島日報》「文化廊」20.8.2007
/ 潘國靈 / 1/11/2007

你未必一定要像王菲一樣唱「我只愛陌生人」,但陌生人,是你認識一個城市的第一把鑰匙。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開首第一篇就是〈陌生人〉,有些讀者未必知道,這本書中的五十首「散文詩」,是波特萊爾去世前親自排序的;次序是有意思的。

距離跟密度相關,走在熙來攘往的尖沙咀上,你與陌生人的距離,可能真只有《重慶森林》中的0.01公分。但這是physical的距離。心靈上,你跟擦肩而過的人相互隔絕,城市噪音交疊sound of silence。

「香港人很少跟陌生人交談。」定居香港多年的一個美國朋友說。到來紐約,其中反差,即時感受得到。在公寓電梯,鄰居會跟你打招呼,或者交談。在混亂的地鐵中,當你表現出迷惘的神情,有人會主動指引方向。在街上,你打開地圖,有人會上前問你是否需要幫忙。總之,就是突然間會有人跟你說上一兩句話,在地鐵中,在餐室中,在博物館中,隨便數句,易來易往,我看這是對陌生人的友善,當然,深入交談,又是另一回事。

香港人則把自己封得很緊,每個人都像一個無形「包裹」,對待陌生人更近乎密封,這個地方,尤其不利於街頭邂逅。精神性(Mentality)跟物質性(materiality)從來都是相關的,美國公寓,牆身、地板一般很薄,容易透聲,紐約雖是摩天大樓陣地,但一般民居不高,很多公寓大門前仍留有荷蘭殖民時期建築特色的門廊(stoep),常見鄰居坐在門廊的石梯上,休息或者談話。香港住宅的牆身、地板則十分厚實,香港人就是需要厚厚的牆,屏風樓宇不僅隔絕氣流,還把人們拋上井然分割的火柴盒內。自從騎樓沒有了,公共空間又總是不便交流,「串門子」、「搭訕」這些活動,都成了歷史詞彙;事實上,如果鄰居的意義不僅在於「居於隔鄰」的話,鄰居、街坊這些觀念,在香港亦已經被侵蝕得七七八八,如果未至於蕩然無存的話。

如果香港是0.01公分但相互隔絕的話,那紐約的距離呢?美國作家E.B. White在Here is New York中,給了一個有趣的觀察:「十八吋」(the eighteen inches)。這來自一次作者午餐的經驗,坐在他鄰座的,是在百老匯音樂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1903)中飾演稻草人一角的Fred Stone,這麼近那麼遠,認得但不認識;作者由此想及紐約人的普遍距離情狀:「十八吋,是紐約給其居民的連繫與分隔.」紐約不像一些以高速公路連接的亞城區(常常成為孤立無援的存在),紐約是美國最高人口的城市,人口密度不低,尤其是曼克頓,地鐵是這城市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人們常常擠在一起,但又未至窒息。這種有限度的隔離感,作者認為有其正面性:「紐約把隱私的好處與參與的刺激融合一起,它成功把個人從每刻發生的所有重大、劇烈、奇妙事件中隔絕出來,這方面它比很多高密度社會都做得好。」容易溝通,但不易深入,「十八吋距離」,我想,就是一種不遠不近,在個人與公共、連結與分隔、鄰居與陌生者之間,時刻保持著的一種張力與平衡。

城市人的距離感,最能表現於街道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作者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說得對:「一個好的城市街區,在人們決意維護基本隱私,與同時渴望從周遭人中獲得不同程度的接觸、快樂和幫助之間,取得驚奇的平衡。這樣的平衡大部分是由一些細小、敏感的行為細節所組成的……」這段話,簡.雅各布斯說的城市,就是紐約,其中她舉出人們(包括她自己)把家門鑰匙托管給鄰近店舖東主,卻不必擔心東主八卦自家家事的個人經驗作例。

這種隱私與接觸的平衡,在香港,除了少數還保有社區特色的地方,已經很難想像了。如果紐約人的距離是一種張力,那香港人則更像一種悖論,極度擠迫但異常疏離,隔著0.01公分,幾乎撞個正著,卻又各不相干。街道是城市的靈魂,陌生者不斷訴說著城市的故事與質感,如果香港街道繼續由大型商場和屏風樓宇取代、排斥,這人際距離的悖論,將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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