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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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荷華遊學記
-- 《明報.世紀版》25.11.2007
/ 潘國靈 / 29/1/2008

八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飛到愛荷華洲,降落於Cedar Rapids機場。我把腕錶撥慢了一小時,紐約與愛荷華有一小時的時差。在地球的時差上,紐約與香港剛好「一個對」(晨昏倒顛),愛荷華再墮後一小時,時間感覺更是遙遠了。時間之外還有空間,如果紐約還有摩天大樓、地鐵、滿溢的都市符號可資與香港對號入座的話;愛荷華全然是一片綠洲。好的,我就是希望走得更遠。

從機場到愛荷華大學,沿途盡是大片平坦的綠地,金黃色的玉蜀黍田隨處可見。玉米之外,愛荷華是美國出產豬隻的重地,據說豬的數目是這裡人口數目的三倍。說到愛荷華,不可漏掉的還有位於其中東部的愛荷華大學,公立的長春藤,偌大的校園自成天地,因為一所大學,整個洲都戴上光環──「愛荷花的光華」(聶華苓語),儘管這裡根本沒有荷花。

這所大學在愛荷華於一八四七年立洲的五十九天後創立,可說與愛荷華共生共存。風光明媚,事蹟不絕,譬如說,這裡的醫學院及醫院是全美一流的、法律系的圖書館也位列全美之冠、它是最早給女性頒授法律學位的美國大學等等。而與寫作相關的,不能不提愛荷華大學聞名遐邇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一九三六年創立,出過不少大小說家與桂冠詩人。愛荷華大學是首間頒授M.F.A. in Creative Writing的大學,開風氣之先,已成此中典範。因為愛荷華大學,愛荷華成了一個大學城;因為「作家工作坊」,愛國華大學成了一所寫作大學。

說到寫作大學,當然還有這裡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自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這個計劃已把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一千一百位作家聚合起來, 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江山代有人才出,站在巨人肩上,這裡新添的神話有土耳其作家奧罕.柏慕克(Orhan Pamuk),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八五年的“IWP Alum”。每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天色怡人的秋夏之交,分佈於世界不同角落的小說家、詩人,都紛紛來到這裡,像朝聖一樣,進行一季的文學交流。計劃由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詩人Paul Engle及其文學家妻子聶華苓創立,最初被視為一個瘋狂構想;看聶華苓的《三生三世》,方知這瘋狂構想源於一瞬間的念頭,在兩夫妻一次撐船的途中,聶華苓靈機一觸,向保羅提出這個空前構想。都說水是生命,愛荷華河原是播種的搖籃。多年以來,這計劃與中國有深厚淵源, 曾參與其中的中國作家近一百位之多。政治力量、國土邊界把作家打成離散的遊魂,獨獨在愛荷華,文學成了一塊強大磁鐵,奇蹟般地把離散的凝聚起來。如果人類過於理智,如果人類過早扼殺瘋狂,後來的事就斷斷不會發生。瘋狂的構思,後來在美國追隨者眾,「國際寫作計劃」成了不少文學交流計劃的模範。一九七六年,Paul Engle及聶華苓,因在「國際寫作計劃」上的貢獻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文學與和平,被放上一個和諧的天秤。 近十年,從內地到此的作家大致沒有間斷,台灣、香港的卻斷了多時(香港更久),今年因緣際會來到此地的駱以軍和我,沒料到接上了一個長長的缺口。

在我十多年的寫作人生中,二○○七年是特別的一年。在香港的文化環境中,文學作家常常都是無主孤魂,也不一定特立獨行,只是乏人問津。像這陣子三十多位作家密集地相處、感覺有點像作家公社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史無前例的經驗。要把作家所屬的(如果真有所屬的話)國家標示出來,你必須攤開一張世界地圖,把地圖當成手卷,以經為軸,從澳洲翻到亞洲,從亞洲翻到歐洲,再至非洲、南美洲、北美洲,而最後你發覺麥哲倫果真不錯:地球是圓的。有些國家比較親近,曾經踏足,有些你只在文學中交錯相會,有些則聞所未聞(詳情不贅,有興趣可看www.uiowa.edu/~iwp)。 也別笑我孤陋寡聞,在美國,有人把南斯拉夫西部的Montenegro錯認在非洲(因其”negro”之名),連蒙古都有人以為在非洲(那就情非可原)。所有作家加起來,就是一堂世界地理課。國家組合又與當前國際政治有點關係。地理之外,語言更是複雜得無以復加,阿拉伯語、土耳其話、西班牙語、蒙古語、希臘文、意大利文、中文等等;來自肯亞的作家說單單非洲就有二千種語言;來自海地的女作家會說法文、英文, 但撩撥心弦的必是海地語,一次她談著海地語時哭了(我又如何告訴他們廣東話之歷史與邊緣,以及我們長年累月口與手之交纏?)關在房門,各自磨踭於各自的大國或少數語言,我想到聖經裡的巴別塔,人們說著不同的話,彼此相隔。幸或不幸,我們有了英語,世界的共通語言,你明知權力運行其中,但你有溝通的慾望,那就只能征服英語,或被英語征服。你看到一些作家吃力地吐出英語,你忽然感激自小接受的殖民地教育──老牌的聖公會中學,在二十年後,讓你在她城少吃了一些苦頭。是的,你明白,語言與殖民歷史密不可分,帝國與國際血脈相連。你知道自身殖民歷史的特殊,母語的舌頭未被割斷。很多國家有著不同的殖民歷史,國家的觀念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你設法明白,但終究難以理解;你以英語敘說著自身城市的故事,從小漁村到國際都會,你邊說邊自我質疑,溝通的時候是否也在製造誤解。

或者,唯一共通的語言是文學,你如此理解理想國。三個月來,文學活動是頗頻繁的,一般來說,每位作家都要給三場演講,一場在愛荷華公立圖書館,文學講題不一,有談寫作與閱讀、寫作與流徙等等。另一場是「當今國際文學」課,給大學的文學生上的,每位作家說說自己的文化環境與個人寫作,然後是答問環節。另外則是朗讀作品,在「國際寫作計劃」的辦公室或一間叫Prairie Lights的書店中。跟文學課相反,這裡不設問題,把文學還原為純粹的朗讀,詩歌也好,小說也好。各人英語語音有別,有時跟不上來,如墮雲霧之中,但有人不過希冀聽聽別家語言的聲音,純粹的音節彷彿也有種魔力。愛荷華城有不少電台,有些是學生自辦的,圖書館講座和朗讀環節,都會在當地作電台廣播;我想到我城,何時才有一個像樣的文化電台。其餘還有大小不一、未能詳列的文學活動,如翻譯工作坊、電影放映、戲劇表演等。我還給這裡的高中生、愛荷華大學的中文部談文學,並到芝加哥西北大學進行文學交流。

如此這般,我想到應該也思考一下”Writers as Speakers”這個題目,如果作家的己任本是伏案寫作,也許,在「表演型社會」的要求下,作家都要自我裝備,從桌子走到台上,不一定雄辯滔滔、能言善辯,卻起碼有臨危不亂、面對聽眾不會面紅的本領。在一場演講中,我以羅蘭巴特的話自嘲說:“Who speaks is not who writes, and who writes is not who is.” 大家都笑了,起碼明白我說甚麼。其實也不僅是說笑,深究下去也與作家的身份角色有關。我剛剛讀完的一本小說──南非作家J. M. Coetzee的Elizabeth Costello,就是以一位澳洲小說家(與小說同名)的一場場演講為故事結構的。

在大學城中,只要你說到IWP,人們都知道你是來交流的作家。當然,作家的身份其實也只是一種識辨,有時我在大學裡閒逛著,也想像或希望人們想像我是這裡的一名亞洲學生。怎可能不想像呢?美麗如斯的校園,空間設施如此充足,學生在休息室中可以在沙發上橫臥打盹,空間的窒息感不是這裡所明白的。深夜十二時有人還在跑步、踏單車,看到你會跟你打招呼;圖書館開到深宵二時,簡直是我這夜貓子一族的天堂。藍天白雲,永遠響著蟬鳴;秋收時份,紅葉燒個漫天荒野,碎步踩著落葉可以聽到脆裂。只是,面孔騙得了人,心靈卻是隨歲月積上了灰塵。你看到年輕學生在草地上擲飛碟,呀,飛碟這東西,年輕得跟你恍如隔世。歲月不能回捲,做不成學生,當個遊客倒是沒年齡限制的。我們到體育館看西部牛仔表演,到Kolona看與文明隔絕,堅執地過著虔誠簡樸生活的Amish群族,到密西西比河山脈看印弟安人留下的Effigy Mounds。沒料到一個月多來,在愛荷華竟然看到Queen Latifah(電影《芝加哥》中飾演Mama Morton一角的黑人歌手)、Suzanne Vega、Bob Dylan的演出。是的,波蘭裔英國學者波曼(Zygmunt Bauman)告訴我們,遊客是現代的朝聖者。作家、朝聖者、遊客、浪遊者、演說者、欣賞者、遁世者、偽學生、中國人、香港人,一個人本來就是不同身份的轉換與集成。

來到愛荷華不久,經常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你喜歡愛荷華嗎?嗯,豈能不喜歡呢,這樣一個標緻的童話世界。人是年輕的,美麗的,純良的,開明的,未經風霜的;最能捉緊大眾神經的是美式足球;罪惡是看不到的,乞丐幾乎沒有;汽車讓路,塗鴉不見。天空如此澄藍,空氣如此清爽,讓你忽然想到,如果世間真有造物主,祂許是患了偏愛症的。這裡的屋子,幾乎全都是三角尖頂、頂上有煙囟、門前有一道樓梯、草地;有次跟馬他、匈牙利作家談起,我們都說,小時候在紙上畫的屋子,就是這般形狀了。好笑在我們各自的家鄉根本沒有這種屋子,怎麼會這樣畫,天曉得,也許如果柏拉圖是對的,這便是屋子的理型吧。理型的世界不就是童話嗎?但一塵不染的童話到底太輕了,我不確定寫作是否需要多一點的齷齪、骯髒, 以及晦暗(儘管晦暗在心,不在外邊)。只是看真,寂寞的老人、襤褸的流浪漢、通緝犯的告示,通通還是有的。如此,童話世界又添上一點真實,儘管這樣說也是有問題的,因為, 這一九○○畝的大學城,本來就是真真實實地存在的,於美國中西部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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