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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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文化之辯──重提「等級」之需要
-- 原刊於《Meta-》092005 Issue01
/ 潘國靈 / 10/11/2005

編輯出題,說談談香港的精英主義Vs普普文化,我把它理解為老生常談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與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辯。  說是老生常談,蓋高雅與通俗之辯,最少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後現代主義勃發之初。後現代主義其中一個主張,就是推倒經典,又或者說暴露經典生成過程的權力因素,而否定固有美學本質的存在。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甚至說:「一九六○年代的後現代主義,可以說是對現代主義精英文化的一種民粹主義攻擊。」

事實上,像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賀格(Richard Hoggart)等這些統稱為「伯明罕學派」的學者,雖非後現代主義者,但由他們於六十年代奠基的英國文化研究,最初就有很強的庶民色彩,即不滿文化僅成為高等白人的專利,主張將文化歸予社會大眾整體,特別為勞動階級的通俗文化發聲。另外,六十年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提出於文化「新感性」(new sensibility),文中她闡釋不同文化界限如「文學-藝術文化」(literary-artistic)與「科學文化」(scientific)、高雅與通俗文化的消融或是兼收並蓄。 到八、九十年代,在胡山(Andreas Huyssen)、費斯克(John Fiske)、Simon Frith等英美學者下,通俗文化更獲得高度的正面肯定。


在香港,雅俗文化之辯並不陌生,上世紀南來文人普遍鞭撻通俗文化之「俗」,像劉以鬯的長篇小說《酒徒》,便有深刻的反映。此後幾十年,雅俗文化的討論亦見諸評論著作、學術會議 ,普遍肯定通俗文化也有其可發掘的意義,雅與俗之間的界線已大大消弭、雅俗文化互相交雜,再無劃清界線的必要。冼玉儀教授說:「實際上,我們很難客觀地把文化切開為『庸俗』和『高雅』的。甚至,把文化雅俗二元化在概念上也是有漏洞的。」  另一位學者張美君說:「在『正統純粹』與『流行通俗』之間,並不存在一種『必然』的高低優劣的分界。」 這樣見解頗成了基本共識。

不過,我想提出的是,如果當初威廉士等學者為通俗文化發聲,背後是出於更根本的「反霸權」精神的話;高雅文化(或嚴肅文化)在香港曾否佔主導意識形態地位,是令人生疑的。說回《酒徒》,作品對通俗文化的排斥,我想,不可簡單理解為作家現代主義精英價值的反映;作者/主角作為嚴肅文學愛好者,一直位處邊緣、被壓倒性的通俗文化所窒息。換句話說,在香港,通俗文化可能才是主導文化,尤其經過香港通俗文化的黃金時期,流行音樂、小說、電影不僅深入市民生活,更成為港人向外輸出的文化商品。嚴肅文化反倒更近於小眾的次文化(sub-culture),並且不足以(或沒想過)凝聚成挑戰主導文化的力量。

於此,2000年香港導演及文化評論人陳耀成做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訪問,便特別值得一提。  訪問中陳耀成問:「在六十年代,妳是其中一個最早試圖泯滅高文化與低文化界限的人。現在,三十年後,我們見到高文化或所謂傳統的經典,正遭到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圍攻。我們今天有一種新感性,按個人不同的理解,這種新感性要麼超越、要麼戲擬你在《反詮釋》(1996)最後一篇文章中宣告的那種感性。」  儘管桑塔格當年在文章寫道:「新感受力的一個重要後果已經被人們所提及──那就是,『高級』文化與『低級』文化之間的區分似乎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 ;訪問中她的回答卻是:「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在消除高文化與低文化之間的距離。我毫無疑問地、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沒有諷刺意味地忠於文學、音樂、視覺與表演藝術中的高文化的經典,但我也欣賞很多別的東西,例如流行音樂。……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廢除等級制,並不意味著把一切等同起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對傳統文化等級的偏袒和支持,並不亞於任何文化保守主義者,但我不以同樣的方式劃分等級……。」

與其說桑塔格「前言不對後語」(其實任何思想家都有從後修正甚至反對自己的自由),不如說是經過三十年後,高文化和低文化在強弱勢上已經出現了逆轉。這點,其實早在桑塔格為一九九六年《反對闡釋》西班牙語譯本寫的前言「三十年後……」中已有所表露。相對於六十年代桑塔格對文化生機的喜悅,三十年後她對當下文化情景顯然悲觀多了,在文章結語可說表露無遺:「我那時不理解的是(我肯定不適於理解此類東西),嚴肅本身已經處於失去其在整體文化中的可信度的早期階段,不理解我所欣賞的某些更為出格的藝術會強化輕浮的、僅僅是消費主義的出格行為。三十年後,嚴肅標準幾乎悉數土崩瓦解,而佔據優勢的這麼一種文化,其最淺顯易懂、最有說服力的價值來自娛樂業。」

也是在這種文化逆轉下,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顯得多麼的勇氣可加。如果我們需要為弱者發聲,三十年前弱者如果是「被屈尊俯就地稱作『流行』文化的作品」(桑塔格語),今天,屈尊俯就的是嚴肅文化。在強弱出現逆轉下,抗爭與保守的聲音也會出現逆轉,在我看來,被不少人視為「文化精英保守份子」的哈洛.卜倫,在後現代情境中,卻是徹頭徹尾的邀進者。在《西方正典》中,卜倫將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看成對立陣營,前者以高雅文化為研究對象,後者不論高低,將美學看成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而正如他說,文學批評「正節節敗退,而且無疑將持續敗退」。在文化研究成為顯學的今天,這種形勢在香港亦可看到,文學批評乏人問津,文化批評蔚然成風,而學生卻往往缺乏起碼的文學訓練,對文化文本進行解讀,這已經為不少學者所憂慮。

在我們都把泯滅界限、消除等級(hierarchy)當成必然價值之時,桑塔格堅信的「等級」可能更值得維護、區分也可能不應該迴避。在香港,可能根本沒經歷以上所說的強弱逆轉(現代主義未成形已一下子踏入後現代),這尤其值得深思。

我當然明白嚴肅文化與通俗文化都各有劣品的道理和現實,但正因為前者的影響力如此微小,而後者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如此鋪天蓋地深入民心,對後者的警惕也就更為重要。如果稱通俗文化的劣品為低俗的話,刻下香港,由電視、報章雜誌至流行音樂等,低俗文化悲哀地佔據通俗文化一個超大的比例。如果桑塔格說嚴肅標準在今天幾乎悉數土崩瓦解的話,在香港,「嚴肅」更往往成了被踐踏揶揄的對象。結果,香港的怪相不僅是嚴肅與通俗的失衡,還是通俗與低俗的失衡,此為之反智,而在這種情境下,真正的多元主義是不可企及的。當今香港流行文化普遍被認為開到荼蘼風光不再,這其實是一個警號。如果普及文化總是以大眾「最低公因數」為標準的話,通俗文化與大眾兩者只會跌入互相平庸化的惡性循環。在這情況下,維護高低價值等級,比表面包容也許是更可取、更應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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