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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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館的「第三條路」
--  《頭條日報.共同空間》「靈感國度」3.8.2009
/ 潘國靈 / 23/8/2009

西九即將展開新一輪諮詢,香港文學界組織起來倡建文學館,發起聯署(可參http://mhkl.wordpress.com)、在書展中舉辦座談會等;文學離開了個人的書桌,成為公共的社會議題。香港需要文學館,如果你認同這基本訴求的話,可進一步問,香港,需要甚麼模式的文學館?

這令我想到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有論者說,紐約、倫敦這些國際城市都沒有大型書展,香港卻要一個來把閱讀聚光。誠然,如果閱讀本已日常化,滲入生活每個角落,一年一度的大型書展的確不是必需的。同理,如果文學在日常生活中本已可讀可見,文學需要一個場所來集中整合,可能就沒那麼具迫切性。但我們在構思一所文化設施之需要時,在城市比較之外,還必需回到自身文化脈絡。知己知彼,方更明白自身的特性與需要。

分散式呈現
以紐約為例,不錯,她沒有大型書展(其實每年秋季中央公園有一個New York is Book Country露天書節,但不算大型),沒有集中化的文學館,閱讀和文學在這城市是比較滲透式、分散式的。舉例說,每年迎接新年倒數的,除了有時代廣場從天而降的光球之外,還有東村聖馬可教堂的馬拉松詩歌朗誦會。歷史建築有不少被標明為「文學地標」,如劇作家阿瑟米勒一住七年的Chelsea Hotel、福克納拿酒店信紙寫下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辭的Algonquin Hotel等。文學進入食物,著名的白馬客棧仍留有酒鬼作家Dylan Thomas的廂房、東村Pete’s Tavern仍掛著常客歐亨利的照片等等。就說逢旅客必到的自由女神像吧,如果你不走馬看花,必可看到銘刻於銅像基座之上,Emma Lazarus的詩作〈新的巨像〉(The New Colossus)。這些都只是例子偶拾。文學碎片散落於大小空間,召喚人們的尋索意識。

香港的情況是,空間、建築物在訴說故事上仍是十分沉默,我們虧欠著歷史建築許多故事。一個城市未能以文學呈現自身,於是長久地被凝固為帆船、人力車的刻板形象。作家董啟章說:「以文字為材質的文學,可讀性高而能見度低。」這是我們暫時要面對的既有事實,也可說是一個出發點。將來,當然希望可以扭轉。


集中整合
或者,文學在空間的呈現,由分散至集中一處,中間可拉出一團光譜。剛過的書展,「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請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李榮勝來港分享經驗。中國現代文學館可說是文學於空間集中呈現的顯例。席間李榮勝道出文學館的「八大窗口」,分別為展覽、講座、影視、網絡、出版、活動、研究、交流,為一所文學館的八個基本面向。這「八大窗口」適用於不同屋子,但跳高一層來看,中國現代文學館這佔地四十六畝(面積接近半個西九文化區)的宏大紀念式建築,其建構首先是「國立」的,走入其官方網頁,首句便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在江澤民總書記和黨中央親切關懷下籌建的一項文化建設重點工程。」另一可與之對照的台灣文學館,坐落台南市,屬台灣行政院轄下機關,也屬官辦。兩地的文學館,都有著「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的特性。空間的集中性,在此也有著民族意識、政治意識形態的元素。

香港文學館模式,在流動於社區與整合於中心之間,則更宜走一條兼容二者的「第三條路」。文學在香港,力量從來發自民間。如果將來真有一所香港文學館,那應該也是民間主導的。但另一方面,有別於美國博物館大多由非政府機構設立、信托基金營運的商業民主模式,香港大部分博物館都由政府經營及管理,博物館政策落後於形勢,如此一來,即使民間有強烈倡建某館的聲音(如李小龍紀念館),現實上仍需政府拍板及撥出資源方能成事。這又回到西九文化區的整個架構問題,政商界、藝術工作者、民間幾者角色如何配合,牽涉香港獨有的空間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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