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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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與恐懼──從幾幅畫作談起
-- 《Meta》2008年8月Issue 09
/ 潘國靈 / 30/11/2009

1恐懼
每逢說到突發傳染病,瘟疫文學如狄福《大疫年紀事》、卡繆《瘟疫》、薩拉馬戈《盲目》以至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的《歐依克絲和克雷克》等都常被提及,今次,且讓我說說幾幅「瘟疫畫作」。

說到瘟疫,最惡名昭彰的,始終是鼠疫。在眾多繪畫鼠疫猙獰面目的畫作中,Arnold Bocklin一八九八年的“The Plague”予我最深印象。畫作中,老鼠化身死神,躍在半空,尾巴不成比例地被放大成巨型蝙蝠似的,又像一根毒鞭,所及之處,無人可以抵擋,空中的哀鴻映襯地上的死滅,紅衣女子疊著白衣女子屍首,放在前景尤其突出。畫作中的「刺點」,是死神手執的鐮刀,令我想到英瑪褒瑪(Ingmar Bergman)的《第七封印》──是的,這電影就是以十四世紀瘟疫肆虐為背景,十字軍東征折返身心俱疲,「第七封印」這典故出自聖經啟示錄,末日圖像,一無所知的死神,原是黑死病的化身。

這算得上是我看過最驚心動魄的瘟疫畫作了。人類歷史上,鼠疫在世界有過三次大流行(以及無數次的大小爆發),從六世紀起源於拜占庭版圖的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到十四世紀肆虐全歐、造成全歐四分一人口消減的黑死病,到二十世紀中末源於中國禍延東亞的一役,鼠疫的夢魘長達一千五百年,蹂躪整個世界。時間上,沒一種瘟疫比它延綿得更長,由中世紀黑暗時代至現代紀元,投射在它身上的恐懼,包括神祇的懲罰(天譴論)、魔鬼的詛咒(邪靈說)、細菌的凌厲(科學觀),以至在卡繆《瘟疫》中成了存在主義的哲學寓言:「可是『瘟疫』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2過度恐懼

是誰第一個說的:人類是需要恐懼的。恐懼與疾病形影不離,個體與個體相連,就成了集體恐慌。

我不時想起一幅收藏於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院的畫作。一個「高度戒備」的男人,把自己重重包裹,一層橡膠再鋪以瀝清,再覆以法蘭絨,心口掛一塊銅片。周圍放著多種草藥:杜松果、胡椒粒、樟腦棉、嗅鹽、雪茄、薄荷圈等等。身上及腿上纏著各式各樣的預防性藥物及器具。繪畫者:佚名。畫中男子防範的是甚麼疾病呢?霍亂是也。畫作名字,就名"Portrait of a Man Protected Against Cholera"。

這幅畫畫於一八三○年代,正是霍亂肆虐的高潮,單單十九世紀,就出現過六次世界性的霍亂大流行,最先起源於印度,隨經濟貿易發展打開了歷史性的霍亂封鎖線,傳至世界各地。霍亂是一種急性細菌性傳染病,患者往往突然發病,迅速脫水,呈現休克狀態,乃至昏迷,其情可怖。隨著二十世紀抗生素的發明,人類找到對付細菌的剋星,加上適當補充水份和礦物質,因霍亂而造成的死亡率已大大降低。這幅畫今天看來,充份反映人類的無知,可當作一幅諷刺畫來看。我們現今知道,霍亂是不會透過空氣傳染的,主要傳播途徑是糞便接觸。要選一幅畫說明人類對疾病的「過度恐懼」,這是代表作。

3常態的過度恐懼

事後孔明,疾病竟能容得下一陣笑聲。但請克制,不要笑得太大聲。像"Portrait of a Man Protected Against Cholera"那樣的過度恐懼,不太遠的,香港也曾有過。

我說的不是二○○三年董太一身太空衣落區,叮囑市民,「千祈千祈千祈,洗手洗手洗手」。這當然已蝕入我城的集體記憶。但真正具歷史性的,是一九八七年的一張新聞照片(是的,這已經不是畫了)──一九八七年香港出現首宗愛滋病個案,醫護人員恐防給傳染,護送病人時全副武裝的情景。我們曾經懼怕跟愛滋病人握手、共餐。家務助理曾經拒絕為愛滋病患者提供服務、殯儀業者曾經拒絕為愛滋病死者舉殯。我們曾經如此,那並不是很遙遠的事。

曾幾何時的偏差,今天看來若顯得荒謬,最少證明,社會還是前進的。但有些時候,歷史又像是循環的。瘟疫天譴論、鬼神論早已退潮,但最近發生在城中的爭產案,讓我們知道,迷信還是根深柢固的力量。一九九五年麗晶花園居民反對九龍灣興建愛滋病醫院被記入城冊,「鄰避症候群」(Not in My Backyard Syndrome)並沒有成為過去。人類豬流感在世界迅速傳播,香港特區號召全民抗疫,有人認為政府反應過敏。但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紀,病毒已成了人類生存狀態的基調。風險年代,集體焦慮成為常態。「過度恐懼」將變得尋常,一如口罩,戴在面上曾經被看作異相的,現在已成日常裝束。病毒世紀,面對傳染病,政府及傳媒製造一定程度的「過度恐懼」,甚至被視為必要和具建設性的。於是,恐懼、正常,以至麻木,界線有時變得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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