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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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為生活事件
-- Elle - Opinion 2009年3月號
/ 潘國靈 / 3/2/2010

看影碟取代不了入電影院,通常人們說的道理是:Quality of pictures。對我來說,影畫質素之外,入電影院還有一個重要理由。我會稱之為:Events。即是說,生命中一些入影院(或某些特別地方)觀賞電影的經驗,可茲成為生活事件來記敘、回憶。

譬如說,一九八六年,我與一班同學仔,浩浩蕩蕩到皇都戲院看《英雄本色》,「唔好用槍指住我個頭」、「阿Sir,我冇做大佬好耐喇」,看到某些場口,全場觀眾拍掌。一九九二年,當我與基督教紐帶還未完全割斷之時,我在影藝戲院看了馬田史高西斯的《基督的最後誘惑》。後來的《情書》又另有意義,在影藝排隊入場看這電影,成了一段很多人共有的集體記憶。九十年代中,藝術中心曾經一連氣放映奇斯洛夫斯基《十誡》,前後加上少許歇息時間長達十一小時,這成了我看電影的馬拉松記錄,至今未破。看戲的版圖漸漸越出我城,有甚麼比在曼克頓看活地何倫的《曼克頓》(Manhattan)、馬田史高西斯的Mean Street、《的士司機》(Taxi Driver)更加「應景」?這幾齣電影,二○○七年,我在曼克頓的獨立藝術影院Film Forum「重看」了。同年在Bryant Park Summer Film Festival中,在公園草地上,我跟大伙兒看了一場露天放映的《北非諜映》(Casablanca)。影像記憶與事件記憶互相重疊。

Event三大元素:時、地、人。以上舉的例子,何時看,何地看,與何人看(不時是影單隻影,因為「夢是唯一的真實」,我並不以為孤單),我心中暗記。在我們這個相對來說風平浪靜的uneventful年代,痛是失戀、窮是減低「消費意欲」(就某階層而言),看一場電影,有時就夠當成個人事件般寫入日記。好簡單的一件事,就算不寫日記,我也會把每場入影院看戲的票根留著,日後重撿,至少可作存在的印記。

在家中放影碟,不僅畫面收窄、時空打亂(談不上與某電影上畫或某電影節同步),事件性也削平了,到最後獨剩下「文本」──戲就只是戲,沒有其他附帶的記憶和意義。也可以說,電影往往被「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了,電影公映時(如果曾經公映的話)的社會迴響與氛圍,都變得無關宏旨。有趣的是你可以在彈指之間,隨心所欲地作時空壓縮(尤其在現今影碟比以往更容易找到之時),譬如說,如果你喜歡(事實上我做過),你可以讓《警察故事》和《新警察故事》相差十九年的成龍,存活於同一天的液晶體屏幕之中(這也許是影像無意達成的另一種「夢」)。但我從來沒在日記寫下,何日在家中看了甚麼影碟。我與影像走著同一條路:我被壓縮成一個「純文本」的人。

所以,生活中始終不缺入電影院的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大銀幕──不僅是physical的尺寸,更是metaphorical的──人生在世,我們需要一點larger-than-life的感覺。從光明進入漆黑,由排隊入場至看罷最後一行roller credit,至散場回家的一整套觀賞ritual,那是生活中還可以低廉價錢買到的“sacredness”。在電影的「神聖」面前,我把自己縮到最小,在預定好的片長時間之內,我把自己全然交付給眼前影像,電話不接(朋友,記著,擾人清夢是罪)、爆谷不吃(每一下爆谷聲都剪碎了聲軌,討厭極了),當然更沒權利隨便暫停。在家中,我卻成了主人,搖控器的“pause”是太容易按了,一齣電影常常淪為斷截禾蟲般被分段消化,每一次「按停」,我就好像往電影創作者身上點穴。時間在我手,觀影卻被降級了。

入影院看戲,與看家庭影碟,是以也可說是生活的雙重節奏。前者是與社會同步的、與眾共存的,後者是與社會脫序的、唯我獨尊的。凡事件必有檔期,錯過了便錯過了。正如我怎樣從影碟中翻看高達、杜魯福、阿倫雷奈等(雖然不少也在重映時看過),我也不可能真正領略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作為「浪潮」是一回怎樣的事。感謝影碟,我得以從「文本」中重溫經典,但我壓根兒知道,在電影作為事件的意義上,我是無法「回到過去」的。是以,每逢遇到真正好的電影,不妨把看戲當作非一般事件看待,把電影院當作一座教堂(雖然電影院越來越「迷你」,但好歹是一間chapel吧),不讓自己輕易錯過一場彌撒。相信我,日積月累,假以時日,你將有自己一部豐富的電影事件簿,到時候,電影就不僅是電影了。

說到底我們都在尋找經歷。

 


自2002年11月1日起,你是第 2093482 位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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