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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文化政治
-- 《頭條日報》「靈感國度」7.6.2010
/ 潘國靈 / 6/7/2010

有一天,我的母親忽然在閒談間輕描淡寫地說我小時候也患過「思覺失調」,我淡然一笑,不置可否,我想她指的是我成長期如很多敏感孩童般也常幻想失神,但我肯定,在我成長的歲月,壓根兒是未有「思覺失調」這個說法的。但這軼事令我想到,我們今天說的一些新疾病可能不怎麼新,或者說,與其把它們理解為病理學上的新疾病,不如把它們理解為社會文化上的新修辭。是的,疾病的新命名,本身就是一種身體政治。

由是當我讀到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的新著《憂鬱的文化政治》,我是覺得那麼驚喜,這書於今天大規模地把人類情緒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社會中,是太值得一讀了。據說我們的城市「快樂指數」很低,據說我們之間憂鬱症患者或潛伏患者比想像中多,不時有一個兩個名人站出來現身說法,說自己情緒低落,原來是患了憂鬱症也不知。我明白他們的善意。但坊間尤其是大眾媒體對於各種精神疾病如焦慮症、憂鬱症、躁鬱症、社交驚恐症、兒童過度活躍症等等,都輕易信服專家權威,以致有時彷彿是精神病學和製藥工業的背書而不自知。常聞道:我情緒低落,因為我患了憂鬱症。但後者真是病因嗎?還是兩者不過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稱謂?但想想,如果有了一個說法可以叫人稍為心安的話,那麼診斷本身就是醫療,一如疾病也可以倒過來由藥物發明。

疾病的重新命名並不是新鮮事,在《憂鬱的文化政治》一書,我讀到1980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將「躁鬱症」改稱為「雙極性情感疾患」(bipolar disorder);此外,也有「間歇性爆發性障礙」(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被用作「公路暴怒」(road rage)的委婉詞。重新命名也許有著把疾病「去污名化」的作用,但也可能牽涉精神病理學、藥廠生產商、贊助商等市場推廣運作。

將疾病重新命名以外,精神病學也時時牽涉,在「健康」與「疾病」之間不斷重新劃界。美國西北大學英語系教授克里斯多夫.連恩(Christopher Lane)的《害羞:正常行為如何成為一種疾病》(Shyness: How Normal Behavior Became a Sickness)這書名本身,就很能說明現代精神病學,怎樣把正常行為收編其下。《憂鬱的文化政治》選譯了該書導言「不能再靦腆了」(Bashful No More),作者開首說到母親小時候極度害羞,有時不敢見人假裝自己是一匹馬或者躲在練習室彈琴,祖父母只聳聳肩一笑置之,如作者所言:「在我母親那一代,害羞的人被視為內向、或許有點笨拙,但絕不是精神上有病。那時候的成年人欣賞他們靦腆的特質,一提到靦腆就讓人想到書香氣息、謹慎矜持與對孤獨的渴望。但現在害羞不僅僅只是害羞而已,而是一種病。」由害羞派生出來的精神疾病,可以包括「社交恐懼症」、「逃避性人格障礙」、「約會恐懼症」、「演說恐懼症」等等,名目細分。害羞如是,熱情洋溢也可如是,作者記述了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對他痛惜地說:「我們過去還有一個詞兒來形容過動症(ADHD)患者,我們叫他們小孩子(boys)。」誠然,過度害羞或活潑都可能構成精神障礙,但我們活在一個把情緒病理化的社會則是不爭之事,結果是我們鋪天蓋地地強調「健康」,而健康的定義卻是大大被窄化了。這放在我們這時代的教育尤其值得深思,通識教育、自我表演、情緒智商等全都側重人格外向性(extroversion)的一面,以往,文靜、內向,以至靦腆還可被珍視或被尊重為個人性格,現在,若不被問題化,則只能是失分了。於此來說,社會可能不是越來越寬容而是越來越精密地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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