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農莊

  <  返回本欄目錄  <<


原創中必不可少的「借取」
-- 《文化現場》2010年8月30日Issue 26
/ 潘國靈 / 7/9/2010

現在於大學開課,課程大網中要加上一頁“Academic honesty and plagiarism guidelines and details”,同學邀交期末論文時,都要夾上一份“Disclaimer”,聲明自己沒抄功課,科技部門又發展出一套軟件,講師可把學生文章輸入系統,以檢查論文有沒有抄襲之嫌(效用成疑),我看著很是懊惱。若干年前我讀研究院時,寫論文從來只想到如何可以寫得好、寫出自己的見解,從來沒想過抄襲的。時至今日,互信與忠誠這些特質,即使在學院這個理應清高的「象牙塔」內,都不可能take it for granted了。也許這只是一個縮影,一葉知秋。

討論何謂「原創」與「抄襲」,我們當然可以援引很多文化理論,以說明二者並不如想當然般截然二分。人們很容易就提及羅蘭巴特或者傅柯的「作者已死」(Death of Author),或者引用後現代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說:「擬像」(simulacrum)就是失落了原初的拷貝,符號不再負荷任何與實在性的關係,純粹的擬仿連根拔起由古典時期至工業時代的「再現」(representation),消融了「再現」假設的真偽、主客分野。又如「改編」理論,傳統我們說到改編是否忠於原著,電影理論家Robert Stam提出由「忠實」(Fidelity)轉向「跨文本」(Intertextuality);加大拿學者Linda Hutcheon在近著A Theory of Adaptation中,說到「改編」在當今文化的無處不在,電影之外,音樂劇、電視連續劇、流行音樂、以至電腦遊戲、主題公園及各種戲仿(parody)等,都少不了它。我無意跌入純理論的窼臼,只是想說明今天當我們檢視何謂「原創」,再難視作者為作品意義的單一源頭。事實上,這正是羅蘭巴特宣稱「作者已死」之意。創作的源頭與其說是單一作者的靈感昇華結晶,不如說是從一個擴散的跨文本系統中擷取所需、重新演練,由此啟動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從「作品」(work)到「文本」(text)的轉向。有了這基本瞭解,我想,我們才可斟酌原創與抄襲之別。

所以,我想,並無所謂所有元素盡皆是from scratch的全新創作。作品運用的素材,往往來自社會共同享有、內藏編碼(codes)的文本,在創作之中,本就存在容許我們從別人文本中挪用磚塊以塔建自己的屋瓦的機制,甚至可以說,若這機制不存在,所有的文化創作、傳承都是不可能的。但我這樣說並非否定「原創」之不可能,更沒有為「抄襲」開脫之意。事實是,無論後現代理論如何高唱入雲,非常直接的,一個作者完成了一個「作品」,是引以為傲(創作心血)還是會作賊心虛(反芻、剽竊),即使全世界不知,作者肯定是自知的(除非你在此扯到潛意識影響、事有湊巧之類)。我只是想談談創作中必不可少的「挪用」(appropriation)或「周轉」(circulation)。

譬如我們常用的引言。傅柯緊隨羅蘭巴特之後提出「作者已死」,跟他一向的「反人文主義」思想、力圖揭穿主體的建構性(包括作者)一脈相連,無怪乎他視死亡為一種塗擦(death as effacement),很難再找到一個人的臨終遺言是這樣的:「但願我們都能盡力賦予『消失般的死亡』以審美的意義。」是的,在這裡,我沒有事先徵得傅柯授權,就引了據說是出自他口的話。引言有時是為了方便討論,有時是為了加強理據,而有時僅僅是向作者行一個敬禮──在英文中,“citation”除了解作「引用」,也有「讚揚」的意思。其中的表表者非班雅明莫屬,他曾說:他心目中最偉大的書,就是由引言寫成。這樣的書當真「寫成」,或可成一部天書,一個博覽群書的讀寫者,將高高在上的作者「拉回」至一個「手抄員」(scripter)的位置,卻恰是這樣,反映照出閱讀與創作的可貴。這樣的一本書終究沒有出現,但依他遺稿在他死後幾十年後離奇地被編印成書的《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就有非常大量的示範。有誰敢說,這不是班雅明的原創?

當然,文本互涉的手法有佷多,「引言」只是最直接的一種。德希達的《喪鐘》(Glas),將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討論與拼貼,跟法國作家惹內(Jean Genet)的敍述左右並置,堪稱解構書寫的典範,複雜得令人卻步。不提這麼極端的,羅蘭巴特《戀人絮語》全書以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為對話的潛文本,旁徵博引出入自如,也成就了一本文學奇書。香港文學中,董啟章的〈看(不)見的城市〉跟也斯的《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作文本對話、王家衛的《對倒》從劉以鬯的《對倒》結構中獲取靈感等,凡此種種,如果事先都要取得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權,很多創作想必無疾而終了。

由是想到自己曾參與創作的《i城志》。二○○五年,值西西《我城》三十周年,藝術中心策劃了「經典重寫」的項目,邀請了我與另一小說家謝曉虹,一題兩寫,分別創作一篇「新時代版」中篇小說《我城05》。我與謝曉虹取了不同的路向,謝曉虹採用了擺脫西西原有局格的寫法,以沉重筆調寫人心、社會的精神分裂;我則在意以西西作品的「文本互涉」作為致意、重寫的手法,以原典仿作的手法注入後九七的社會問題,企圖以輕省筆調包裹沉重的現實,同時不避政治於日常生活的滲透。在我來說,寫一篇與三十年前藕斷絲連的城市小說,這意味著更複雜的閱讀。這不僅是向西西致意,更是一次多重互文性的閱讀對話。除了《我城》之外,細心的讀者,自可在敝作《我城05》中,找到西西《美麗大廈》、〈肥土鎮故事〉、〈浮誌誌異〉等城市小說的指涉。我看這種文本的周轉、挪用、重寫,也是創作中必不可少的合法自由。

創作中必不可少的「借取」,當然更不消提這時代常見的戲仿(parody),內地所稱之「惡搞」也。張藝謀的《英雄》被改成「應窮」,香港特區的「起錨」成了「超錯」,創意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對某一或混合既成品作刻意的扭曲,以達至嘲諷、批判的效果。此情此景,且又讓我引述羅蘭巴特一話:「活在我們這個矛盾已達極限的時代,何妨任諷刺、挖苦成為真理的代言。」反諷(irony)成了深深烙印於這時代的精神,連同貌似近親的犬儒主義(cynicism)。如果我們將「版權」的保護觀念無限放大,我想,杜象(Marcel Duchamp)活於今天,可能就不可替蒙羅麗莎添兩撇小鬍;Martin Sharp將瑪麗蓮夢露的頭顱安放於梵高的向日葵之上可能要問過安迪華荷(Andy Warhol),而安迪華荷在尼克遜臉龐髹上一抹陰邪綠光(我說的是“Vote McGovern”一畫),當心有肖像權呢!

作為一名創作人,我當然明白版權的重要性(如果有人把我的書掃描上網,我會憤怒也會追究),但同時必須說,版權、知識產權、專利等等這些隨西方現代社會財產權發展而鞏固壯大的觀念,若發揮至極致,有時會弄巧成拙、適得其反,反成窒礙創意的巨物。不幸的是,刻下或者我們已經進入這般景況。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專利數目每年暴漲,專利氾濫,某些已經變質成知識商品化的共謀。知識產權本是鼓勵和尊重創意的,但在商業利業越發無孔不入的今天,它越發向財雄勢大的商業集團利益傾斜,淪為保護主義以至全球化掠奪。我想到網路法律專家、被《紐約客》譽為「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知識產權思想家」萊西格(Lawrence Lessig)在《誰綁架了創意》中的一段話:「我越來越驚訝於『智慧財產權』這概念的力量,乃至於它所具備的瓦解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對其進行批判的力量。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都不像今日這樣,有這麼多『文化』是『私有』的;同樣的,集中控制這些文化使用權的想法,也不曾像今日那樣廣為人們接受。」在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自由文化的傳統逐漸轉向屈從的許可文化(permission culture),人們只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而不知真正的自由。「你可不可以讓我」、「你可不可以讓我」……,當知識生產者、創作者、創意工業管理者一天花上大量心神求取這個同意那個授權,繆思女神將不屑而去,或者淹死其中。

 


自2002年11月1日起,你是第 2119248 位訪客

下載香港增補字 || 私隱權政策 || 管理員專頁
版權所有,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
本網站由hkAuthors.com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