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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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徒》接近「忠實」的改編
-- (《香港電影》「給電影的情書」Sep 2010 Issue 34
/ 潘國靈 / 9/9/2010

《酒徒》大量的意識流、詩化語言、對五四新文學的評論等,都令小說改編成電影,成為一件若非「不可能的任務」,便是極高難度的事。關於《酒徒》這部作品,論者多說是「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我以為也斯這段話最言簡意賅、一針見血:「《酒徒》後來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對我個人而言,更難得的是它是第一本反省香港處境的現代小說,讓我們看到現代小說的技巧和反思精神,可以轉化為對香港現實的感慨;同時它又是一本幫助我們重讀五四傳統的作品。」在這之上,如果容我加上,我會加上詩化語言的運用,在《酒徒》中有極出色表現(「詩體小說」後來在劉以鬯的《寺內》得到更充份的實驗)。

黃國兆改編的《酒徒》,我以為是比較傾向現實化的處理,就如黃國兆所言,《酒徒》這部小說,如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如嚴肅文學的處境、文化的商品化、文人的地位等等,幾十年後的香港,未必有很大的進步。電影《酒徒》抽出小說本來遊散的「故事」作為敘事骨幹,簡單說:就是一個叫劉先生(經劉以鬯同意,電影將小說中的老劉改稱劉先生)的文人,拉扯於文學理想與商業現實之間,不時以酒麻醉自己;故事的發展大概如下:十七歲的包租婆女兒司馬莉幾番引誘劉先生,劉先生決意搬走,與此同時文學青年麥荷門找劉先生辦前衛文學雜誌,劉先生礙於生活所迫棄明投暗撰寫黃色小說;劉先生搬到新居包租婆是一個寂寞深閨、風韻猶存的中年女子王師奶,王師奶對劉先生動了真情,最後更因他而飲滴露尋死;劉先生再搬走,搬到雷氏夫婦的家,雷先生家母雷老太把劉先生當作自己在戰時已在重慶死去的大兒子;劉先生喜歡上一名清純舞女楊露,二人有纏綿戲,但楊露最後還是嫁人去了;劉先生不堪生活困苦也尋死去了,閻王沒收留甦醒過後他又得繼續在夾縫中生活,反而雷老婦一天不堪打擊割脈自絕了。

電影把故事實實在在地拍出來,意識流是少用的,轉化為電影語言如影像的閃回、快速蒙太奇等手法也不多見,保留的是大量的內心獨白,並插入大量黑底白字字幕,有時作為情調語言出現,更多是在敘事中途突然插入,引發觀者想像。整體來說,這比較「實在」的處理手法是可取、令風格較統一,也是比較穩陣的,因為不受控的意識流、詩化語言,一旦還原為影像,駕馭不好極容易失手。如果說《酒徒》是一本以現代手法反思現實處境的實驗作品,電影則更強調現實的一面。

原小說老劉不僅熱愛西方作家如海明威、普魯斯特、喬哀思等等,還是一個對五四文學有真知灼見之士。在電影中,或者電影也為滿足西方藝術影展觀眾,西方文學的一面被側重,五四文學相對來說則大大削減了。這從電影開首一段特寫書本的蒙太奇鏡頭,以及後來劉先生兩番賣書換錢,都以外文小說為主可見一斑。我們當然明白在電影中將《酒徒》對五四新文學的評論拍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犧牲似乎在所難免,但如此一來,原小說中作為文學高人、文學隱士的老劉,在電影中就難免被「平庸化」,成了一個對文學有認識的文人(似乎尤其鍾愛西方文學),潦倒有餘,但出眾與否,則未可知。劉以鬯曾說酒於中國人不僅是「酒醉還有三分醒」,還有「酒後吐真言」之意,原小說中老劉對文學的卓越見識,就不時在酒醉時壓不著內心的抑鬱而傾盤吐出,現在電影相對調低五四文學一面,酒就成了逃避主義者的恩物而少了是文學高手「酒後吐真言」的激化劑。要知道原小說老劉叫人憐惜是因為我們看到一個文學高手如何給商業社會埋沒扭曲,但在電影中,困苦是困苦,但懷才不遇,又未必一定說得上。

事實上,電影中的劉先生,不時令我想到《對倒》中的淳于白,尤其電影多次擷取小說「戰爭。戰爭。戰爭。」的字幕和戰爭片段〔劉先生的文字風格,我以為,其中一個強項是擅用「重複」(repetition),在《酒徒》中,除了「戰爭。戰爭。戰爭。」,就有「輪子不斷地轉」、「輪子不斷地轉」等等〕,原小說這只是老劉的部分隨想,在電影中卻成了回憶的主調,劉先生乍看便有幾分像終日沉溺於過去(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重慶)的淳于白,尤其是電影中劉先生除了是一名酒徒,似乎更像淳于白是一名煙不離手的煙民,電影中出現抽煙的片段,可能比喝酒還要多。如果這不僅是我主觀的聯想,電影中這層「文本互涉」也饒有意思。

(《酒徒》觀後感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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