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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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閱讀到寫作的蘇珊.桑塔格
-- 《讀書好》「細讀.作家」2010年10月
/ 潘國靈 / 7/10/2010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額前的一綹白髮已經成了智慧的符號。沒有人會懷疑這位優雅女子是當代重要的知識份子,但說到思想家嘛,她與她所極力推崇的本雅明、羅蘭•巴特等等,又似乎尚有距離,也許還得讓時間來驗證一下。無怪乎媒體、知識界給她的稱謂會是:「美國最聰明的才女」、「美國公眾的良心」、「真正的知識份子」等等,讚揚是肯定的了,但假若給當代思想家設一個祭壇,她甚至可能不像她極之憎惡的布希亞那般確鑿無誤地佔有一席之地(自然她也不屑與這位後現代思想家同伍;關於二人的齟齬,與其說是私人性質的,不如說是一場價值與虛無的爭戰)。

小說家與文章作家

蘇珊•桑塔格對自我身份的定位可是非常嚴謹(一如她看待許多事物)。在陳耀成編著的《蘇珊•桑塔格文選》一個訪談中,訪問者貝嶺提到他曾經稱她為「作家」(writer)和「批評家」(critic),蘇珊.桑塔格回信特別更正,稱自己為「小說家」(fiction writer)和「文章作家」(essayist)。關於前者,她三十歲即出版了第一本備受讚譽的小說《恩主》,四年後出版了第二本小說《死亡之匣》,但相隔了二十五年之久,她才出版了第三本長篇小說《火山情人》。當然,小說家不能單以作品量計,但正如陳耀成所言:「終於令桑塔格聲名鵲起的是她的評論。」幾代的人都看過她的名篇如〈坎普札記〉、〈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名著如《論攝影》、《疾病的隱喻》,及至晚年的《關於他人的痛苦》等等。華文世界譯介了她大量作品(尤其在她死後),但都以她的非虛構性文章為主。

對此,蘇珊•桑塔格也許不無遺憾。在短篇小說〈中國旅行計畫〉中,她寫下了有生之年希望實現的三件事情:登上馬特峰、學會彈奏大鍵琴、學習漢語;依我們所知,這三個給自己的許諾,她結果都沒有實現。但我想,這應該不會構成她的「人生三恨」,真正有憾的,應該是直至生命走到盡頭,為了履行「文章作家」的道德責任,多年來她都沒法抽出更多時間貫徹自己作為「小說家」的宏願。在她死後出版的文章及演講集《與此同時》(At the Same Time)序言中,她的兒子也是一名作家的大衛•瑞夫(David Rieff)談到她母親對這種「顧此失彼」的心情:「我相信,正是那種讀者鬥士(militant reader),或她在別處所稱的自命『世界改進者』,寫了大部分文章,而小說凋萎。在她七十歲生日時,她告訴我她最渴望的是時間──因文章寫作頻繁地並長期地令她分心於創作的時間。當她越發病重,她以沉重的悲傷談到浪擲的時光。」大衛寫她的母親,我總覺得冷靜得有點殘忍,但這段話也許觸及蘇珊•桑塔格的寫作特質。

作家首先是讀者

身為一名作家,蘇珊•桑塔格經常強調「由讀者成為作家」之路,《與此同時》中一篇文章就這樣寫道:「作家首先是讀者。我是從閱讀中取得一些量度自己的作品的標準,並從中可悲地發現自己的缺乏。我是從閱讀,甚至在寫作之前,便已成為社群(community)的一份子——文學社群——其中已故的作家多於在世的。」因為首先是一名狂熱的讀者,結果她就成為一名懷有信徒熱忱的「讀者鬥士」,深感對卓越不凡尤其是為人忽略的作家,有一份義不容辭的推介任務,於是班雅明、羅蘭•巴特、阿爾托以及不少俄國作家等,她都孜孜不倦地寫,我們的眼睛被打開了,而她的小說,相形之下被埋沒了。如果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那她作為一名「讀者鬥士」,不僅懷有巨大的道德情操,甚至可說是有著一份殉道的精神。也許,得失本就存乎於作家本人對「作家」所下的定義。蘇珊•桑塔格曾說:「我以為作家是這麼一種人:他對『一切』都感興趣。」又曾言:「事實上我的趣味無法控制地龐雜。」偏食有偏食的代價,雜食有雜食的代價,從自我實現的角度來看,蘇珊•桑塔格其實已把作家之職發揮得淋漓盡致。

紐約和歐洲的

或者,如果(這永遠只能是假設的「如果」)蘇珊.桑塔格不是以紐約為基地,她作為一名讀者要「償還的債」可能就沒有那麼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她結束了伯克利、芝加哥、哈佛漫長的求學期,選擇了落戶紐約這個地方,直至終老。在經典《反詮譯》出版三十年後她有這番自述:「我一生巨大改變,一個發生在我移居紐約時的改變,是我決意不以學究的身份來苟且此生:我將在大學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磚石建築包圍的那種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場非常古老的戰役中一位披掛著一身簇新鎧甲登場的武士:這是一場對抗平庸、對抗倫理上和美學上的淺薄和冷漠的戰鬥。」那時候,紐約藝術的蓬勃給她持續的亢奮衝擊,她活於其中甚至一度以為生活本該如是。不是身處紐約,她當年可能就無法親身感受「一種文化及新感性」的出現。但人會衰老時代也會朽腐,當今天不少人仍津津樂道她當年提出的新感性之時,在給《反詮譯》西班牙語譯本寫的後記〈三十年後……〉中,她發出如此的一番感歎:「我那時不理解的是(我肯定不適於理解此類東西),嚴肅本身已經處於失去其在整體文化中的可信度的早期階段,不理解我所欣賞的某些更為出格的藝術會強化輕浮的、僅僅是消費主義的出格行為。三十年後,嚴肅標準幾乎悉數土崩瓦解,而佔據優勢的這麼一種文化,其最淺顯易懂、最有說服力的價值來自娛樂業。」

但時代無論如何變化,她一直就在紐約詩意地棲居。在《蘇珊•桑塔格文選》中,編者陳耀成記述了她私下與他交談的這番話:「我其實不太喜歡這個國家(美國),我可以住在許多地方,例如巴黎。除了紐約,我想不出哪個美國城市我願意住下來。」只是死後一年,蘇珊•桑塔格也「移居」巴黎蒙帕那斯墓園,加入她許多推崇的已故藝術家的「文人浩園」,作永恆的安息地。美國小說家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曾揶揄她為「我們非常璀璨的法國前衛文化的隨從」,事實上她本人對自己的「歐洲癖」(Europhilia)亦直認不諱。於此來說,生命孕育于中國天津(中國讀者可能因此份外覺得蘇珊•桑塔格是「近親」)、生於活於紐約的蘇珊,與其說是屬於「美國」的,不如說是紐約和歐洲的。其實我更願意說她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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