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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自我發現
-- 《星島日報.文化廊》「名筆論語」專欄27.6.2011
/ 潘國靈 / 27/6/2011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又在奏著前奏曲,今年的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在閱讀中發現自己」;六月二十四日,我跟作家馬家輝、編劇杜緻朗,到中山作了一場書展路演,就「閱讀與自我發現」這主題作演講對談,就讓我在本文以此為題,說說閱讀跟自我的關係。

當我們說成長,我們常常會說到諸如在甚麼學校讀書、在甚麼地方居住、跟甚麼朋友玩大等等;書籍,其實也可佔一席之位。譬如說,你第一本有印象讀的書是甚麼?第一本啟蒙讀物是甚麼?有甚麼書或作家,曾經給你深深的感動、共鳴、影響、震撼,讓你感到世界在眼前張開、讓你排解了不少苦悶的歲月,並懂得了自處?如果你不是一個太少閱讀的人,你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閱讀的記憶、跟閱讀連綿的故事,以至於每個人都可為自己重構出「一個人的閱讀史」──這回溯重構,本身就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

像余華新作《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其中一個詞彙就是「閱讀」,在這一章中,余華整埋了自己的記憶,以四個不同版本講述了他最初的閱讀──由小學「飢不擇食」讀盡了圖書館可能找到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並發現家家戶戶都只放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和四卷本《毛澤東選集》作政治擺設,那種無書可讀的苦悶;至餓狼如虎地讀殘破不全、不知從哪裡找來總是脫頁,沒了頭或沒了尾的世界名著(如莫泊桑的《一生》)、跟同學輪流通宵手抄《茶花女》;至在文革後期沙裡淘金似的在大字報細讀一則則男女偷情通奸的性故事;再至文革完結後,書籍開始解禁,人們通宵達旦輪候書票,即使買不到也要用手撫摸新書和用鼻子聞新書的氣味。三十年光陰晃眼而過,余華跟他的一輩,「從一個沒有書籍的年代來到一個書籍氾濫過剩的年代」,書籍的私密記憶也銘刻著一整代社會歷史的故事。

是的,我喜歡看讀書人、作家訴說自己閱讀的故事。閱讀的意義不止一種,從「無為而讀」到「知識增值」,從輕盈的愉悅到苦練的修行,從生活的習慣到生命的慰藉等,不一而足,不變的是,人生一些差不多可稱上絕對美好的時光,乃由閱讀而來,無怪乎天使在電影《柏林穹蒼下》出現於圖書館,而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說:「有時候我想,天堂一定是一場永不疲倦的閱讀。」說到閱讀的美好時光,我想起法國作家莎岡在傳記式作品《我最美好的回憶》中,也給閱讀預留了最後一章的位置,在這章中,她回憶了青春日子中,從十三歲讀《地糧》、十四歲讀《反抗的人》、十六歲讀《彩畫集》等閱讀記憶,那色溫當然有別於余華如黑白片般的「匱乏的豐盛」,而毋寧說是「粉紅色的一生」。她說:「閱讀這些書籍,讓我發現自我,做為讀者的我、存在的我,還有身為作者的我。」與書本的邂逅有時近乎於愛戀,或者更甚於此,如莎崗在這章中開宗明義說:「在我的記憶裡,對文學的熱愛遠大於短暫的人類之愛。」由閱讀自我中的沉溺到「放棄自認為崇高而戲劇性的天才讀者的角色」,她發現了文學的主角:作者;至此當我讀到她說:「如果卡繆是禿頭,上帝不存在對我而言或許就讓我更加擔憂了」,我明白這不是一句戲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而敢情是對一個作家的神往。

所以,在這篇談閱讀與自我發現的文章中,我反而沒多談及自己的閱讀記憶和故事。一來篇幅有限,二來是我在其他的文章也曾略有所談(有機會再說說),但更重要是,閱讀與自我發現,有時乃建基於一種悖論式的狀態──在閱讀大多數的孤獨時光中,個人浸染於獨處的狀態,但同時也是放下自我,靜心傾聽書本中更多比自己心靈更偉大,比自己思想更高超的智慧之言,在出神時偶爾近乎忘我,而在忘我中自我反倒被書本灌溉、添厚、形塑。這點,我無法說得比莎崗更好:「我生活得過於自我。我必須讓某個人代替我生活,我則閱讀他的人生經歷。這樣。我才能完整感覺自己的生命。」在閱讀的世界之中,自我不會單獨出現,而是在眾多的作家身影、文字的亮光中,偶爾被照見而顯得格外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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