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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與世界中,重讀《地圖集》
-- 《星島日報.文化廊》「名筆論語」25.7.2011
/ 潘國靈 / 3/8/2011

董啟章寫於一九九七至二○○○年的幾部作品──《地圖集》、《繁勝錄》(原名《V城繁勝錄》)、《夢華錄》(原名《The Catalog》)和《博物館》(之前從沒結集),以「V城系列」由台灣聯經重新出版;書展期間,首先推出《地圖集》、《夢華錄》二書。早前到內地旅行,為預備一場與董啟章及另二位作家韓麗珠、謝曉虹的對談,我帶著《地圖集》上路,將一本屬於香港的文學作品,轉移到另一個城市空間閱讀。

讀者可能會問,一本一九九七年的作品(這年份於香港人永遠有「時間零」的意義),於當下二○一一年重出重讀的意義何在?真正的文學超出一時一地,我更願意將此問題轉移到作家身上──回過頭來,《地圖集》以至整個V城系列,於董啟章的寫作歷程中佔一個怎樣的位置?尤其在他近年進入「長篇小說」時期交出了幾部長篇巨著的今天,像V城系列這種以單元組合寫成的城市著作,相對於對「整全性」表現出一種統攝寫作慾望的「現在式董啟章」,其位置應如何安放?

城市作為世界模式

細心讀者當會留意到,「世界」一詞在董啟章近來的著作和訪問中不時出現。像早前匯集了作者二十年來文論文評的作品,就叫《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作者於書中有此一話:「寫作必然在世界中發生,在世界中進行,在世界中結果,在世界中重生。寫作為世界所塑造,但寫作也反過來塑造世界。」在《印刻》雜誌一期與梁文道的對談中,董啟章亦說到:「最希望寫的是整體的人類的世界。」在此,我們不必追溯中文裡「世界」乃佛家語,詞源學有時未必有它的效用。董啟章所言的「世界」是更「文學性」的,始終是以小說世界來觀照真實世界,以寫作方式作為一種思與言,思考並重塑世界是怎樣建構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小說家理想,但這種「大」絕非後現代理論家所落力批判的「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因為董啟章總是設法在小說中(尤其是長篇)融入不同的觀點的敘述聲音。

從後回溯,對於一個對「世界」有無比關切的小說家,「城市書寫」可說是他必經的一站,屬過渡性的但又有其覆蓋性的。董啟章曾引德國哲學家海德格說「詩是一種思考的形式,而最高級的思考也同時是詩」,他一定也看過海德格的《人,詩意地棲居》,但時至今日,「詩意地棲居」的地方也許不在大地上,不在林中路,而是落入城市,住著城市論者西美爾(Georg Simmel)筆下的「憂鬱的棲居者」;尤其於世界全面都市化、生活經驗即是城市經驗的今天(香港更是如此),「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幾乎等同於「在城市存有」(being-in-the-city),城市成了建構世界的模式,也成了像董啟章這樣的小說家思辯世界的路徑。於此,「城市」與「世界」有互相轉喻的作用,有著「部分」與「整體」的辯證──城市只是世界的部分,一種存在的可能模式,但城市之內又有不同的世界(city worlds),互相參照。

繪圖與讀圖的權力學

在城市作為世界模式這一路上,董啟章在《地圖集》中,採用了一個在香港文學史無前例的角度──透過閱讀多幅與香港有關的古地圖,從空間入手,混雜文類,以真作假,肆意在歷史掌故之上發揮想像,以突顯知識與權力的形影不離;關係顛倒,不是地圖仿照世界而是世界仿照地圖發生,「無中生有」的小小香港成了權力交鋒碰撞的實驗場。空間連著時間,透過年份不同的地圖,《地圖集》又打開了歷時性的維度,對拓殖者如港督、軍官、傳教士、船長等的地圖繪製、地方命名多所著墨,解構歷史,於九七回望,更添後殖民書寫的況味。但權力滲透不僅於地圖生產者之中,落入「使用者」中被民間誤讀、易命,再至「閱讀者」中被不同地圖閱讀流派爭逐詮釋。《地圖集》的敘事者也是讀圖者之一,有時以「我」有時以「我們」出現,穿插於不同流派之間,但整體是有比較鮮明的一致觀點,如反對把地圖僅僅當作工具、實證物,以及與精密但缺乏想像力的現代地圖測繪保持距離等等。

物的通感

《地圖集》充滿對權力、歷史的戲謔批判,但假若以為地圖於作者而言只是批判的工具,當然並不盡然。地圖、城市、世界互相轉喻(或為提喻),《地圖集》從「理論篇」開章,續以「城市篇」、「街道篇」而以「符號篇」終結,彷彿從最抽象的高處降落現場又拋物線回到高處,在不同層次中,《地圖集》思考了地圖的本質、多種形態及具體情況(當然未可窮盡,如作者當時大概想像不到後來Google Earth和Google Map結合起來的革命性改變,在某意義上,《地圖集》是可續寫的),而不僅是閱讀地圖的一些例證。即使於《地圖集》這本「單元組合」的辭典作品中,作者隱隱然也表現出以部分(part)涵涉整體(whole)的企圖,儘管對世界「整全性」的把握,作者要在長篇小說方才找到最佳的寫作落腳點。另外,看似純論述性的《地圖集》,其實亦有其情感元素。我想到作者曾說「小時候對售賣樓宇宣傳冊子中的單位平面圖十分著迷」、早於《地圖集》的小說〈永盛街興衰史〉中主角劉有信對於地圖的神迷沉溺,董啟章似乎早有一種異於常人的「物的通感」──賦予表面工具性的物件以無限想像,作思考載體,這在他後來的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獲得更充份的發揮。如是觀之,《地圖集》及整個V城系列,於作者二十年的寫作歷程中雖或只是一個過渡,但也連結著作家其前其後的寫作生命,如整全世界於逐步建構中的某一顯影,一邊寫作,一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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