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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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作為城市大使
-- 《明報月刊》「影樹下」2011.10
/ 潘國靈 / 4/11/2011

說到香港旅遊親善大使,你想起哪個?成龍?周潤發?都是。但若推舉「頭號」,任期最長的,很抱歉,我想到的是──「病毒」。近日美國導演蘇德堡導演的《世紀戰疫》(Contagion)以香港(及澳門)作為世紀新病毒的發源地,並非偶然。一方面固然前車可鑒,《世紀戰疫》時空雖發生在當下,但處處有著SARS病毒的記憶召喚──戲中的菊花屋苑(香港觀眾都知它在影射淘大花園,眾笑)慘成疫病爆發區;世界衛生組織派員來香港調查;此外還有頗大量的實景拍攝如露天街市、屏風樓、香港國際機場等。還有香港演員何超儀和徐天佑,儘管佔戲不多,但能夠亮相荷里活大銀幕,即使兩姊弟最終都口吐白沫染病身亡,都與有榮焉吧。

與有榮焉,可不純是反諷話。君不記得兩年前香港在亞洲區首先出現第一宗H1N1病毒個案,有輿論看作「捷足先登」,足見香港作為「全球城市」之貨真價實,名非虛傳?的確,病毒不是隨意眷戀一座城市的,人口流動跟病毒流動都是一種「物流」,城市越是開放、密集、越是擔綱著樞紐地位的角色,受病毒傳播的風險自然越高。不僅是傳播率的高低,病毒散播亦依隨著一定的城市形態,如飛機作為病毒載體、機場作為病毒轉運站、酒店作為病毒入侵社區的第一道「防火牆」等。二十一世紀,突發傳染病與全球都市治理,已成公共衛生社會學的研究熱點。

病菌這東西看來相當眷顧我城──十九世紀鼠疫、一九六八年香港流感、九七禽流感、零三沙士、H1N1,都少不了她的位置,且常常是先頭部隊。不同的是,如果十九世紀鼠疫細菌還讓人聯想到落後、黑暗、未開發;今時今日,公共衛生失效,只是病毒肆虐的其中一個社會因素。「第三世界與瘟疫」連結的想像(如伊波拉病毒),逐漸轉向「病毒與全球城市」緊扣的模式。畢竟,像早期外國傳教士屢受熱病、痢疾或各種傳染病感染以至身故,已屬殖民之初的歷史。電影《世紀戰疫》一個有趣的地方,就在於看它仿紀實式交代病毒在第幾天登陸哪個城市的發展軌跡(字幕必註明當地城市人口):香港、東京、倫敦、明尼阿波里斯、芝加哥、三藩市等等,肯定都不是蠻荒落後地帶,甚至可說都屬世界級城市。能夠跟這些全球城市同登一班「病毒列車」,香港,不也有幾分「光榮」嗎?

但話說回來,荷里活跟病毒一樣,都不會隨便點錯相的。它會無端端給香港發一張「先進城市俱樂部」的會員卡嗎──即使這是以病毒之名?背後恐怕有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因素:一種文化想像上的定型。想想香港於荷里活電影的角色,除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生死戀》、《蘇絲黃的世界》式的「異種戀」,由「鐵金剛」系列、《盜墓者羅拉2》、《蝙蝠俠黑夜之神》到新近的《世紀戰疫》,她不都是一個「黑色都市」(city noir),被鎖定的形象大底不出國際金融犯罪、間諜、恐怖組織、病毒溫床幾個殊途但同歸的角色?文明社會,門面上已擺脫了病毒天譴、黃禍(yellow peril)諸如此類的偏見,但意識形態從來是隱性的,你難道相信「病毒緝兇」(virus hunt)真只是如實地、科學地追蹤病毒源頭,而全然沒有一點潛藏的「判罪」意識?但即使如此,即使香港真是一個黑暗之都,如果她能夠成為「葛咸城」(Gotham City)在東方世界的最佳城市鏡像,這仍是與有榮焉的。全中國城市,也只有她一個不介意。病毒兇猛,很多人因此認識香港。這也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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