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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盡的張愛玲,保持距離
-- 《星島日報.文化廊》「名筆論語」 2010 年1月4日
/ 潘國靈 / 5/1/2012

張愛玲真是「一個未曾終始的文本」(台灣學者張小虹語),繼二○○七年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系列「張愛玲:文學、電影與舞台」,二○一○年初香港電影資料館又將主辦「借銀燈──張愛玲與香港」,集放映、座談會、電影課程於一身,誠是張迷之福。自張愛玲於一九九五年離世後,這十餘年不少研究努力放在她的劇本創作上,張愛玲的電影世界,應還有很大的發掘空間。

無獨有偶,中文大學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廣邀華文作家及研究者撰寫各自對張愛玲的看法。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在《小說中國》曾給張愛玲貫以「祖師奶奶」之名,一網把曾受其影響的作家納入其嫡系之下;這頂帽子也許套得有點大,歷來不少被視為張派的作家,在緩解「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或申張自己作品之殊異下,即使未至於與張「割蓆」,但也在意與之保持距離,大陸作家王安憶是其一。開卷有益,在《零度看張》一書中,首篇便是她的一篇〈張愛玲之於我〉。

說是「零度看張」,卻絕對不是「零度距離」。王安憶在這篇由演講而成的文章中,解開了不少人們把張與之「對號入座」的誤會。她說自己是一名張愛玲讀者,但稱不上「粉絲」,更重要是她與張愛玲的世界觀根本上有著本質的差異。以她的說話:「張愛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熱眼看世界。」「冷眼」就是張愛玲的絕望與虛無,而王安憶呢?她說:「我和張愛玲在意識形態上是不一樣的,她是絕望的,而我總是能看到一些縫隙,可以喘口氣。」

的確,徹底的絕望與虛無鮮有是王安憶小說的基調。王安憶這篇對張愛玲及自己創作的省思,令我更明白她倆的異同──異是絕對地大於同,她在整篇文章中說到的「同」,大約就是大家都有一點上海背景(王安憶雖非生於上海,但成長並定居於上海,可說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二是大家都嚴格地遵循現實定理,也就是對寫實有著貫徹的追求(再加一點,就是大家都喜歡看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說吧)。另外有趣的是,讀著這篇文章時,我不時想到張愛玲一些個人的創作談,隱隱然覺得,王安憶的「看張」與張愛玲自己看自己,存在著一點微絲的差異。

譬如說,王安憶說到由她編劇的《金鎖記》在香港上演時,她在海報上讀到「最壞的時代做最壞的事情」這句出自張愛玲散文的話,心頭不由一驚,因為,引王安憶的話:「我覺得這句話選得很好,是能代表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但我肯定不是這樣看世界的。」「最壞的時代做最壞的事情」﹣﹣這句話用在《金鎖記》曹七巧身上或許可以,但說到它能代表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我心存懷疑。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其實是很少出現極善或極壞的人,曹七巧這個受命運折騰而變得極端歹毒的人說來是異數,如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所言:「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所以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而王安憶說下去還提到:「張愛玲她勇敢,她敢於往最虛無看,而我比較軟弱,我不願意把事情推到那麼極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處身得舒服一些。」但如以上張愛玲引言所示,極端其實不是她喜歡的,所以她不喜歡古典主義式的對比手法,寧用她說的「參差的對照」──以顏色作比喻,不是大紅大綠,而是葱綠配桃紅、寶藍配蘋果綠,不完全不齊整的對照,調情中帶真意,浮華中見沉淪,平凡中有傳奇。把《金鎖記》寫成舞台劇本的王安憶也說:「我覺得曹七巧的報復在《金鎖記》中非常悲壯」──這「悲壯」二字,張迷看到不知作何想,因為張愛玲早表示與悲壯有隔,她曾說:「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卻是一種啟示。」那何謂蒼涼呢?「心之憂矣,如匪浣衣」,一種壅塞的憂傷,比絕望和虛無多一點點。所以,我想張愛玲小說也少有是推向虛無的,因為虛無也是要徹底的。也許《金鎖記》是一個例外。

說是《零度看張》,這貼身的「零度」卻折射出多重距離──文學評論家與小說家、小說家與小說家之間,某程度上,是距離才生出閱讀的趣味。沒有絕對正確的詮釋,王安憶亦申明自己不是張愛玲研究者。比較可以確定的是,從「王看張」與「張看自己」的距離來看,文學評論多年來把王安憶籠罩在張愛玲的大傘之下,的確如王安憶本人所言,有著不少巧合的成份。或者是時候移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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