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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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的新古典時期
-- 《明報月刊》2012年1月號
/ 潘國靈 / 18/1/2012

這幾年間,香港電影(或合拍片)在大銀幕上,到底上演了多少民族英雄傳記故事?算一算,起碼有以下一些:霍元甲、葉問、李小龍(少年時期)、黃興、秋瑾(且不計富爭議性的康有為)。我沒有正式統計,港片以往應該也偶爾拍過一些歷史題材電影,但像以上那麼頻密,而且,傳記片多數與動作片兩相交混成一種頗為奇異的「民族英雄動作片」類型的,在香港電影史中,好像不曾見過。

要瞭解其中涵意,或者要簡單回溯一下香港電影的英雄簡史。香港沒有美國式如超人、蜘蛛俠、蝙蝠俠的「超級英雄」,但形形色色的英雄原型總算有過,且如其他城市,英雄形象也一直隨社會價值而改變。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傳統家長式或民族式英雄,曾深入民心的有黃飛鴻、曹達華、李小龍等,但進入八十年代,英雄形象與香港電影,可謂跟香港都市一起步入「現代化」,與傳統英雄漸行漸遠。其中,成龍由一九七八年《醉拳》中飾演民初少年黃飛鴻,轉至在《警察故事》中飾演英國皇家警察的陳幫辦,就可說是極富標誌性。獲社會共鳴的,不再是浩氣長存的古典英雄,而是受現代社會壓迫,單人力抗龐大官僚,常常一人接招捱眾人圍玫的平凡英雄。之後,英雄人性越來越複雜化,兵賊可以惺惺相惜(如《喋血雙雄》中的周潤發與李修賢),英雄人物可以折墮(如《英雄本色》中的Mark哥),可以被戲仿或反思(如徐克的新版黃飛鴻),以至進入九十年代,出現周星馳式的無厘頭英雄,由此正式步入香港電影英雄的後現代主義期。

回歸早期,社會起伏如坐過山車般,儘管仍有周星馳的《少林足球》、《功夫》給大眾製造由谷底反彈的市井英雄,但整體人心低落,見諸香港電影,更多出現是失落悲絕的英雄(代表作有杜琪峰的《真心英雄》、《非常突然》、《柔道龍虎榜》等),更甚者是徹底的「反英雄」,以至在銀幕上出現不少極盡嘲諷的童稚化男人,尤以鄭中基為首的《龍咁威》、《至尊無賴》等。這情況似乎一直持續到將近回歸十週年。

或者是物極必反,是甚麼令香港電影重拾英雄意識,以至不僅重拾,而是恍若「回歸」般,重拾已經久違、疏遠了的民族英雄形象,來重振自己以至香港的聲威?事後孔明,這固然跟香港電影與內地更緊密地發展有關,以至電影中的民族英雄,已經不必然以獲取香港觀眾認同為前題的。多齣電影都出現痛打日本仔令觀眾血脈賁張的情節,這不能不說是與內地「民族主義」搭配的。往後,一些歷史人物題材的電影得以開拍,也拜共產黨建國六十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時機所賜。

但說完全的「自我他者化」,又不是的。我們看到,《葉問》在香港是完全受落的,之後有《葉問2》、《葉問前傳》,以至《李小龍》一片也特意出現李小龍向葉問拜師一幕。這裡,我們看到香港電影的「曖昧性」、「夾縫性」--它一方面受更大的環境、力量左右,以求自我更生或左右逢源,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可能或不甘於被完全收編(像《建國大業》般的政治軟宣傳片,實在不是香港可為的),以至即使加入民族主義的協奏,它也或明或暗地注入了自己的變奏。像陳可辛的《十月圍城》,它的重點與其說是孫中山或者革命先鋒,不如說是未知革命為何物、只憑一股愚勇義憤作戰,最後全軍覆沒的烏合之眾。《葉問》的成功,也不僅止於葉問的民族情操,更在於這英雄走下擂台,變回一個平凡低調的住家男人(幾成一種「新好男人」的典範)。這些既歷史又與歷史大論述保持距離的做法,未嘗不是一種香港獨有的觸覺。如果說香港在回歸後必然展開一段「再國族化工程」,我想,這段香港電影的「民族英雄的新古典時期」,也參與著「港式國民身份」的協商與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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