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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名狀的黎民
-- 《星島日報.文化廊》「名筆論語」 2012年6月11日
/ 潘國靈 / 24/7/2012

早前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到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浸會大學「國際寫作工作坊」籌辦了一場作家聚談,題目為「不可名狀的黎民」,參與聚談的作家來自中港台,包括來自內地的閻連科、張煒、來自台灣的焦桐、劉克襄,來自香港的鍾玲、羅貴祥、胡燕青、葛亮、唐睿、楊慧儀,及筆者本人。

作家閻連科,長年以一枝秃筆,奮力書寫中國底層的社會情狀;以此為出發點,主辦者擬出「不可名狀的黎民」這題目,讓在座作家共同探討。起初大家對題目都不是太掌握得到,聚談遂由解題,尤其是題目牽涉的「黎民」定義理解說起,漸漸各抒己見,談及一些中國現代作家如魯迅、蕭紅、沈從文(我即時想起老舍,他的《駱駝祥子》是寫底層人物的經典)、中國當下社會的荒誕相、在座作家一些親身經歷等等。由於是次座談只是隨談式的沙龍聚會,在此我且不多談其他作家的言論,而主要只寫寫自己在這題目上的零碎思考和看法。

在參加是次沙龍座談之前,我翻查字典,想理清一下「黎民」的意思。「黎」,意解「眾」,也解「黑」,人數眾多的,明亮的相反;與「民」結合,則成「黎民」(有說跟「炎黃子孫」的根源有關),此外,「黎元」、「黎首」、「黎庶」、「黎蒸」等,亦同樣解作民眾、百姓。令我好奇的是,若非查究字典,這幾個詞彙於我都十分陌生。「黎民」作為一個書面語,於今天媒體少有出現,彷彿已成一個「古語」或「雅語」了。但這並不表示其意義在當今社會就完全消散。將陌生的詞轉化為較日常的用語,「黎民」會令人想到「百姓」、「庶民」,香港說的「升斗市民」,但取其「眾」與「黑」之意,又讓我想到「螻蟻蒼生」﹣﹣更卑微而又廣大的。統攝於「黎民」之下,包括平民、順民、流氓,有善良亦有醜惡,不可盡言。

大家在細意斟酌「黎民」的現代詮釋時,不少都首先想到經濟階層的分野﹣﹣相對於中產階級或以上,處於社會底層的貧者,應該便是今天的「黎民」了。如果這定義有道理,在這意義上,一個寫「賦閒階層」、消費族群、專業人士、知識份子、上流社會的作家,跟一個致力寫底層人物存在窘境,特別以平視眼光來觀照的作家,就有着根本的分別。

然而我想,如何給一地、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人以「群稱」,又不純是時代語言和經濟差別的問題。香港不僅少有用到「黎民」,事實上,「百姓」也比以前更少用(曾經有一本政治雜誌叫《百姓》,我曾是訂戶),我們也少說「庶民」,更多會稱之為「基層」或者「草根」。中國內地用的「人民」、「同胞」,富有民族性意涵,香港也不用(更別說把「同志」的意思完全改變過來)。本來就貼近「黎民」原意的「群眾」二字,內地卻視為一個敏感詞(在內地一些中譯本聖經中被改掉)。在香港身份證上,我們的身份是「居民」(resident),大家取的是「居留權」(right of abode),彷彿這地方只是供居住的。那麼「公民」(citizen)呢,在國家憲法上,名義上只有「中國公民」而無「香港公民」,但若「公民」不必然與國家扣緊(如古時的希臘城邦),則香港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公民社會」,一般市民亦有一定的公民意識。我之所以臚列以上例子,旨在指出,「命名」、「稱謂」其實亦與思維方式有關(也因此亦必然影響寫作形態);香港對於「集體」的稱謂,其實是較依從西方現代社會的,無論我們說的是「市民」、「公民」、「基層」、「弱勢社群」、「邊緣人士」等,都莫不如是。相對於集體社會,香港似乎更側重於「個人」(individual)。

至於說到無可名狀,我想到西方學者說的“Can the Subaltern Speak?”(底層可以言說嗎?),回到「黎民」本來意義上的「黑」」;「話語權」作為一種權力,底層者、邊緣者往往處於弱勢,難以自我發聲(更別說在一些極權國家「被」消音)。一種「無語問蒼天」的失語情狀。也許因為此,在任何社會,總有一些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因着對底層的關切、個人屬性、使命感,替弱勢者發聲甚而成為其「代言人」。然而,不是有意為之便能做到,因為作家亦囿於自己的生活世界,不少作家本就與底層生活阻隔,更莫說以同理心進入並透視底層,結果作家在面對「底層」問題時,自身也表現出一種軟弱無力的「失語症」。當然,作家有不同的屬性、寫作理念、選擇,不一定都要致力於寫「黎民」或「底層」,作品的高低也不必然取決於此。以香港這個高度城市化(也有說是已成「富裕社會」、「消費社會」)的地方來說,作家受西方現代文學著重表現個人疏離的影響或更深,因而傾向「個人化書寫」(不一定就是「唯我」)多於書寫群像,關注主體性、多元性,多於集體無差異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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