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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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十年變化
-- 《號外》2013年7月號
/ 潘國靈 / 4/7/2013

「本土」不是這十年才出現的東西。如今論說「本土」,認真者必先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應回到甚麼起點說起,以免只局限於「當下」而割切了歷史脈絡,但又不至於凡事從頭說起,過份強調傳承而無視於歷史斷裂和新形勢之突變?應《號外》之邀撰述「本土」的十年變化,我想到還是有必要回到九七之前,且當作一闕前奏,無可避免是高度濃宿的。以下所說力求清明,其實問題複雜,我偶也陷身迷局,願一起探索。

九七前
「本土性」之萌發,不少論者都會說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戰後嬰兒潮」一代逐漸長大,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口成社會新力軍,「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逐漸壯大,改變了上一代移民普遍視香港為「驛站」、「避風塘」、「難民營」、「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過客心態。香港有了自己的一套有別於純「西方」(如西洋歌劇、古典音樂等)也有別於純「中國」(如嶺南文化、國粹戲曲等)的地道生活方式,表現於流行文化有粵語流行曲、港產片、表現於消費生活有由草根的茶餐廳到摩登時尚旗艦的海運大廈等。

這一時期的「本土」,我想是比較生活化的,也即是,市民喝一杯絲襪奶茶、吃一口酥皮蛋撻、買個平價紅白藍袋子如過平常日子,並沒想過它們當中有甚麼意義,甚或當作文化符號詮釋,將之當成價值論述。這種沒高度自我意識的本土生活,反更接近現在已被濫用的“lifestyle”的本意。由此也必須說明,「本土」(local)絕對不同於「土著」(indigenous),如果後者還有所謂「原來」的、「固有」的(多指開埠之前已存在的),「本土」在香港從來都像一片海綿,香港這地方常被稱為(也以此引以自傲)為「中西交匯點」,「交匯」的結果之一是已難溯正宗的「交混」,植根於地道食物、流行文化、商場建築等不同範疇,與後殖民論者所說的「混雜性」(hybridity)相脗合。七、八十年代的「本土」元素,有著很強的外向性,配以香港anything goes的can-do精神,這一時期的「本土性」,某程度上與「殖民現代性」分不開來。

學者Ian Scott將一九七二至八二年的十年定為「自主的香港」(autonomous Hong Kong)。八二年做為一個分水嶺,自是香港回歸正式上了政治議程,由此香港邁入長達十五年倒數的「回歸期」。如果之前一段的「本土性」還是樂觀的、「非政治的」,套用西西兩篇分別寫於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小說名字,香港也彷彿從自我肯定的「我城」旋律,轉而彈奏不安的「浮城」戀曲。「本土性」不再只是民間生活的本土情懷,也迫切地捲進了身份焦慮和危機氛圍中,之前自我形塑期許的「香港人」身份,攔腰受挫也許成了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國族元素在九七前已「回歸」了,電視劇中較早出現「阿燦」形象,再由電影的「表姐」、「大圈仔」接上,身份認同同時也是辨異,建立於具威嚇性的「他者」(Other)想像和設定上。現在叫中央如坐針氈的「中國人/香港人」身份調查,最初便是出現於八十年代中,始作俑者有後來當了特區首席顧問的劉兆佳。中英在談判桌上拒香港於門外(「三腳凳」方案被拒絕),面對兩個泱泱大國,「本土」作為「主體性」的宣示聲音被擠向邊緣。政治低氣壓流行文化卻走上高峰,社會論述亦出現反彈,越臨近九七,一向被視為「失憶無根」的港人像「遲來的補救」般越發急於追認過去,一時之間坊間出現大量的香港論著,不少是回溯歷史,也瀰漫著濃濃的懷舊之情。較學術的則取西方後殖民理論之徑,將「中國性」(Chineseness)、邊緣性(marginality)、離散(diaspora)等應合當時社會情境的話語帶入討論視野,一時也甚興盛。

以上短短勾勒,旨在點出,「本土性」的一點淵源脈絡,它並非九七後才出現的東西,它看來也歷經不同階段,從民間生活的一種尋常經驗,轉至為嚴竣時刻應對身份危機、探索過去的劃界論述,再而至「茶餐廳」、「紅白藍」、「搶包山」等紛紛成為本土文化符號,又與後來的消費社會(以「本土」作為品牌、品味)密不可分,此是別話。「本土」多年來也打開了不同的討論可能,如「混雜性」、「半唐番」、「主體性」、「邊緣性」、「身份認同」、「後殖民性」等等。這些討論並沒有過時,但必須說,近十年一浪接一浪的「本土論述」,又隨著社會急變發展出有別於「前九七」的一套,一些話語有所傳承,一些則大大退潮,以至於斷裂。有了這背景認知,我們才可把思考的目光逐漸帶到當下。

後九七
「九七」在過渡期中曾經有一個可怕的稱謂:「香港的大限」,也因此有說香港的「世紀末」(Fin de siecle),比全世界來早了三年。事實是時間是一個不由人的東西,你以為跟它約定好了嗎?誰知「時間零」是無盡的延擱,如果「九七」本意味著一個殖民地的終結,去殖/解殖/再殖之路比我們任何人想像中還要崎嶇難料。是以呂大樂在《中產好痛》一書中有云:「2004才是1997!」同樣的話現在仍有人說:2013才是1997!九七已過,但它永恆地成了一個歷史幽靈,回頭釘在地上的一根「鹽柱」。如今我們回望過去(僅僅是十六年的過去),常以不同的時間線作座標,如「後九七」、「後七一」、「後沙士」等等,彷彿已飽歷滄桑,而一些也有著標誌意義的時間線,如「後京奧」,相對來說對香港的意義則不大。或者回頭梳理近十年「本土」之變,也可抓著一條時間線的脈絡,作論述之參照。

「九七」延擱,九七至零二年社會高低起伏儘管也如坐「過山車」,但整體來說,香港與中國之間,還算是處於回歸的「蜜月期」。大家未必相信董建華說的「祖國好,香港好」,但「背靠大陸」確不乏支持者,曾幾何時只限於商人在內地設廠的「北進想像」,也好像向其他行業人士如文化人開放。評估香港形勢,不少論者(如張炳良)將香港置入一個「國際/國族/本土」的三角關係,定位過程難免有所迷失以至矛盾,但香港必須在其中找尋位置,而「本土」之於「國族」,又不僅是地方與中原的關係,還包括香港同時面向國內多個城市,即所謂「跨城際」競爭,以往說的「雙城」(多指香港與上海)已不夠,現在是四城(陳冠中的《移動的邊界》)、六城(馬傑偉主編的《六個中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有研究本土的學者也跨界流動,將研究目光投放到「跨本土」(translocal),身力體行者有馬傑偉的南中國民族誌研究《酒吧工廠》。這一時期,跨城際、跨本土、北上、北漂,的確為不少人提供了新的發展想像空間;「再國族化」工程其實自回歸後甫即在不同層面展開(如最先於中小學行升旗禮),但普遍市民對中國並沒出現強烈排拒,不然,劉德華就不可能昂首於長城上唱他的《中國人》吧(這可能是最近也是可見將來的最後一支香港民族歌曲)。這時期的「本土」,與「國族」、「國際」儘管存有張力,但大致仍「相安無事」,「本土」作為一個定位問題,有了應對現實處境的導航性,不止於回望過去、回塑身世、懷舊的向度。

後七一.後沙士
零三七一、沙士做為一個分水嶺,是香港的悲情已到谷底,「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是全民對特區政府的一次集體反抗。儘管七一議題不一,矛頭主要指向特區政府,但不滿之情也指向中央,沙士病毒之源來自內地,加之反「廿三條」,從零三年起,香港人幾乎徹底地改變了「七.一」的象徵意義﹣﹣將原來的回歸紀念日,改變成儼如年度嘉年華抗爭的上街儀式。

零三七一利用了手機動員,當時也有論者提到「新社會運動」。但如果「新社會運員」不僅是動員方式,還包括文化價值上的改變,則七一的上街請願,似乎仍是遵從固有模式。「本土」並沒有鮮明的角色。較為與之相關的,要算是沙士之後,一群為數三百名專業人士、知識份子、公民團體成員等發起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其中列舉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放在「國際/國家/本土」的三角關係上看,這顯然是靠攏於國際(普世價值),也容納了一點本土(以中產專業為主),而國族缺席。「核心價值」近年逐漸普遍化,出現在知識份子、官員、富商以至中央政府之口,已泛濫至一個地步,變成一個可放進任何內容的空置器皿,對「本土」價值的討論,似乎已失去了效用。

後零七.後皇后
「本土」真正發揮力量,還要等到回歸十周年。上接零六年保衛中環天星碼頭運動,零七年保衛皇后碼頭更持久頑強,一群以「本土行動」作名號的抗爭份子,在碼頭靜坐、集會、紮營、讀詩等,以直接參與的民主方式「重奪空間」。這群抗爭份子,除身體行動之外,亦關注到理念價值在一場運動中的重要性,成員向市民闡述碼頭一帶的公共空間和抗爭歷史意義,亦以自身行動,重新詮釋了皇后碼頭的空間符號意義。捍衛本土之路,從保衛一片滿有殖民象徵的空間開展,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弔詭」。但如文首所言,「本土」(local)其實並無所謂「純正」,不少本土東西其實亦深受殖民洗禮,大會堂、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近愛丁堡廣場一帶,本來就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片實驗場,皇后碼頭之殖民性與本土性並不必然衝撞。「本土行動」以皇后碼頭作據點,其實正好可以帶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今天我們說到「去殖」、「解殖」,所指的是甚麼?如果僅是字面意義上,所有殖民元素都不明就裡去之解之,這肯定是不足取的,正如沒有太多人會認同改掉殖民街名這偏激主張,因為殖民街名已深深嵌進城市空間中,成為本土的內核。又正如在殖民史中,殖民者其實亦從早年的侵略者角色,經殖民現代性逐漸「改良」為一個起碼於大眾市民心目中的善治政治;殖民與全球亦關係密切,即所謂從殖民通向全球之路,香港亦搭上了這道直通車。這樣說也許會招來「戀殖」之指摘,其實我想說的是,後殖者必須思考或分辨,甚麼是應珍惜維護的殖民遺產(如自由法治、教會辦學、殖民建築等),甚麼是應予以拔除的殖民遺害(如權力結構、唯工具理性、地產霸權等)?如果「本土」本已是混種,其中包括殖民現代性,站高一點來看,「本土」之路,實也是一條複雜的後殖之路。

皇后碼頭的本土運動中,「後殖」討論似乎沒充份打開,在坊間引起的關注,更多落在歷史保育、公共空間、城市規劃議題上,後者可上接至更早一點的灣仔利東街事件,政府以市區重建之名收建利東街,結果活活殺死一條充滿民間活力的喜帖街,灣仔街坊向城規會遞交了香港史上第一份居民參與規劃的「H15啞鈴」方案。社會開始對多年來一貫由大地產商和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作出反思。可以說,此時期的「本土」如果有所轉向,就是本土意識回歸「地方」(place),連結著空間意識的提昇,後接公共空間「私有化」、舊區重建帶來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連鎖商店造成的城市景觀單一化等抗衡、社區經濟的探索(如灣仔藍屋一帶)等,尚是一條起步之路。

由此,「本土」漸次出現新的話語,不再是混雜、懷舊、邊緣等等,而是公共空間、文化保育、歷史價值,以至集體回憶等。行動必須伴隨論述而來,除了抗爭者的理念、媒體的熱話(新舊媒體兼行),建制如政府亦迅速加入話語的周轉、挪用,「本土」不再是無意識生活而更是高度論述化的競爭場域,時刻有著多角勢力的交鋒。譬如在天星皇后一役,媒體不少將抗爭者概稱為「保育人士」或「保育派」,命名或方便討論,但也不無遮蔽性。另外,政府亦很快掌握新一輪的「本土話語」以應對形勢,之前還掛在口邊的「發展是硬道理」或「發展與保育平衡」已少說了,轉而開始多談人文價值、歷史保育和集體回憶。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於二○○七年十月,政府推出新文物保育政策,繼後實施「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至今已推出三期),再至曾蔭權提出「保育中環」,「保育」作為一股抗爭力量已大大消弭;舊建築不少將被改建成文化藝術之用,很大程度上又搭上了「文創產業」隆隆滾動的後工業經濟列車。

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出現高度「論述」的轉向,文字論著的沉澱增生不可忽視,與形勢亦步亦趨,譬如說,在保衛皇后碼頭運頭上,零九年馬國明在《路邊街角政治學》新編中即有文章專論;翌年葉蔭聰給「保育潮」作一趟深化梳理的《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亦是不可多得之作。

如果空間是橫向的,本土問題的討論,差不多在同時間內,亦展開了縱軸時間上的熱列討論,即所謂「世代論」,這方面,文字著作亦起生關鍵作用。這條論述脈絡可從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溯起,不少論者把它讀成「戰後嬰兒潮」的一篇自白懺悔,有趣是差不多同時期(二○○四年開始發表,○七年成書)出現另一位也屬「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呂大樂教授的《香港四代人》,個人著作遇上時代大潮,事後引發一場頗有火藥味道的「世代之爭」。如果說七十年代的「本土身份」形塑肇起於世代轉換(「戰後嬰兒潮」之壯大),這場「世代之爭」好像也回到重頭,「戰後嬰兒潮」卻成被批判的一代,一些論者認為他們對當下香港一些問題(尤其是民主停滯不前的局面)負有很大的責任,首見成書的,有一群「七十後」作者﹣﹣韓江雪、鄒崇銘所著的《香港的鬱悶》。起初的討論似乎仍沿襲「冇位上」、「向上流動」窒礙的一套思維,後來漸生世代新文化價值的冒現可能,如新一代不再奉中產價值為依歸,與「新社會運動」追求的多元價值轉向又可能互有關係。「四代論」擾攘一時,大概至零九年反高鐵運動中才告降溫,焦點轉移至「八十後」身上。

後高鐵
如果說此前有關歷史保育、公共空間、城市規劃以至世代論等議論主要還是在香港之內「引爆」,真正突破香港界限,還要等到「反高鐵」抗爭之中。「反高鐵」牽涉保衛菜園村,也意味抗衡主流中產社會「向上流動」、「發展主義」為尚的城市價值,或至少提出「農耕生活」、「新界想像」、「後物質主義」的另外生活可能。除此之外,「反高鐵」亦深深觸及「中港融合」問題,高鐵從內地開出直駛進西九龍中心,「三小時生活圈」有人看以為是理想願景,有人看以為是邊界消融,在「香港內地化」的隱憂下,本土價值的討論又重新回到一度有所淡化的香港人/中國人之身份認同上;再至反國民教育,身份問題更形尖銳。也大概在這段時間,中港矛盾日趨激烈,反映在雙非孕婦、「自由行」衝擊、宜居灣區建設、「港深一體化」、水貨客等民生生活和未來建設藍圖上。關於這些,有論者將之化約成資源分配問題,但事實顯然不止於此,「本土論述」與「國族主義」激烈爭逐,社會持續政治化,價值衝突才是最關鍵的。

在這背景下,「城邦論」凌厲登場,以文字書寫(當以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為「法典」)和網上動員雙管齊下,短時間內帶來巨大衝擊,將一直變化轉換、打開了不同維度(也常無疾而終)的本土論述,扭向了力主回歸華夏文化、與當下中國切割、追求邦聯制的城邦自治一支上,「城邦派」自立門戶,成為一面鮮明旗幟,社會出現「激進本土派」與「溫和本土派」的兩極分化,「本土」不用外力衝擊,自我撕裂成一片戰場。

潘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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