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  返回本欄目錄  <<


「魯迅在青年會」再談
-- 《明報月刊》「十方小品」2014年4月號
/ 潘國靈 / 18/4/2014

早前為「中西區文學日」作了一場演講「魯迅在青年會」,準備時又重拾小思老師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1991;2004「新訂版」;2007「增訂版」)一讀;以為是重溫故事,未料今趟重讀集內收入的劉隨〈魯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以下簡稱〈瑣記〉)時,卻讀出了不少漏洞和疑團。記得九十年代為攝影師梁廣福《歲月無聲消逝》一書撰述文字時,其中「青年會」一章寫及魯迅曾在此演講,其時香港有關資料稀缺,主要的參考就是那篇〈瑣記〉;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讀者大多也是透過這篇文章,懷想一九二七年二月魯迅在青年會留下的足跡和身影。魯迅一生曾寓居的地方包括紹興、南京、日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香港之行(一九二七年共三次)只是輕輕一踮;但自九十年代起,魯迅在港粵時期也出現了不少專門研究;時至最近《文學評論》二月號,也見新文章〈《大光報》邀請魯迅來港演講〉;好奇心抖起,遂鑽進書叢如破解一宗懸案般,以下所寫自非我之創見(尤其得力於廣州已故魯迅研究者李偉江);但因香港知之甚少,在此且作一番勾勒。

先回到〈瑣記〉一文。文章開頭有一「編者按」,我摘數話如下:「關於魯迅赴港經過始末,長期以來成為魯迅研究的空白。現劉隨先生以當時直接參加接待工作者的身份,為讀者在這方面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寶貴史料。」由於此文收於《香港文學散步》而此書為盧瑋鑾教授編著,一直以來,我以為此「編者按」乃出於小思老師之手;今讀才恍然大悟;原來〈瑣記〉一文原載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文匯報》,「編者按」實出於此,而非屬《香港文學散步》。想不到這「誤會」十多年後我才知悉,而〈瑣記〉文中提及當時魯迅在青年會的主辦者、接待者、主持、下榻處、講話文章記錄等,隨後來文學史料補充的眼光檢視,都有不少錯漏以至不實。

首先,主辦者或邀請方,上文提到的《大光報》,〈瑣記〉一文通篇沒有提及,據劉隨說法,邀請者乃香港大學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景仰,知他來到廣州,「遂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這說法現在已站不住腳,隨著文學勾沉,現在更可信的是,當然主事者乃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個畢業生,名趙今聲,畢業後任《大光報》(一九一二年創辦,為一份基督教會辦的刊物)社外編輯,趙今聲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在廣友人葉少泉,由葉少泉拉線,促成了魯迅在港的演講。將時間回撥,我們將文學想像帶到上環的三角碼頭,魯迅乘坐小汽船抵岸,據劉隨記述,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而接待者則有黃新彥博士、《華橋日報》副刊編輯黃之棟和他本人。現在更可信的版本是,當時結伴同行的除了魯迅和許廣平,還有位居「中間人」的葉少泉,而前去接待者則只有趙今聲。或者記憶有誤,〈瑣記〉一文畢竟撰述於是次魯迅行的五十四年後,但其中漏掉了十分關鍵的人物或單位包括趙今聲、葉少泉、《大光報》而代之以其他,是頗令人費解的。除邀請方、接待者,〈瑣記〉一文亦說兩場講座均由黃新彥博士主持,但實情應也是趙今聲。黃新彥真有其人,但與魯迅此行演講似無關係,怎生在劉隨筆下成了主力者,我茫無頭緒;但在「中西區文學日」當天,中西區區議會給七位作家各做了一塊展板,而魯迅一塊亦照說如儀,蓋多年來有關魯迅此行,香港參考的都是《香港文學散步》中劉隨一文,而未知這二十年來已出現了不少追蹤與發現。另外如劉隨說據他記憶魯迅當年「似不寓青年會,而是住在皇后大道中的勝斯酒店」,這跟魯迅日記中的「寓青年會」亦有出入,「勝斯酒店」之說可信度低。現在更確實的版本是:趙今聲以《大光報》之名邀請,但《大光報》只負責在報上登演講預告和印發入場券,並徵得青年會免費提供禮堂和宿舍。在這事上,趙今聲這名字多年後才被打撈出來,還拜偶然所賜。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學八十周年,劉蜀永教授為此編輯紀念集《一枝一葉總關情》,其中邀得校友趙今聲撰文〈八十八歲自述〉,文中一小段寫及魯迅來港演講,碰巧劉蜀永教授獲贈《香港文學散步》,讀到〈瑣記〉一文,想起〈八十八歲自述〉,兩相牴牾,頓生疑團;即訪趙今聲本人,寫下〈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刊於該年《香港文學》十月號,當時發稿的主編劉以鬯在編後記中如此寫道:「趙今聲談魯迅訪港經過,為香港文學研究者提供正確的歷史資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往後遂增有關此事的補遺和考證。

不過,記憶的複雜性是,即使是當事人,筆之記述也未必就是準確。魯迅在當年十八及十九日作的兩場講座,先後為《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前者後來收於魯迅《三閑集》,後者收於許廣平編的《集外集拾遺》。魯迅於一九三二年給《三閑集》作序時寫道:「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了。」只消五年,顯然魯迅是把自己兩場講座混淆了。說起這兩篇講稿,回到〈瑣記〉一文,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當年《文匯報》「編者按」說劉隨主動記錄了兩場講演,並經過魯迅親自修改,使文章得以留世。如劉隨文章所述,魯迅在當年三月二日日記確記了此事:「得劉前度信並講稿」,翌日修好即寄還之(劉前度即為劉隨)。但當年《華橋日報》刊登《無聲的中國》,乃在講座翌日或後天(即二月二十或廿一日),故三月寄回一文不會是《無聲的中國》,而應是《老調子已經唱完》。極可能是劉隨只記錄了這篇,收稿後他把文章送去《華橋日報》,而如其所述,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但國內研究者有說成是港英殖民政府當年書刊審查制度嚴厲,造成「刪禁」。此說未必可信,但經傳話,魯迅當年也以為是港英殖民政府所為,故曰「驚為『邪說』」。實情或更可能是該報編輯自行決定,要知香港新文學發展殊異於五四文學之路,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報刊仍多是「舊文學」的天下,「老調子」還沒唱完。

 


自2002年11月1日起,你是第 2079276 位訪客

下載香港增補字 || 私隱權政策 || 管理員專頁
版權所有,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
本網站由hkAuthors.com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