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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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記人,因李歐梵讀的一些書
-- 《明月》2015年10月
/ 潘國靈 / 12/10/2015

李歐梵教授的學問之路有很多同行者、先行者親睹見證,也有他親自撰述的,晚生的我再寫怕只能是覆述,拾人牙慧更是不該的。那從何說起呢?想起早前李教授在一次媒體對談中說:「潘國靈和我都是書蟲」,那且讓我從書說起,以書來側寫一個人物,紀述一點閱讀與人的記憶,和跟李歐梵亦師亦友交往的一點軼事。一些書因李歐梵而讀,有他所知的,有他所不知的。

一九九八年我在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唸研究院,早一年已聞李歐梵會來大學當訪問教授,開設現代文學科目,我當然是慕名登記了。記得當時私下為「迎接」這位學者,在書店買了當時新近出版的《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一部口述訪談錄,讀了許多李歐梵的求學和思想心跡。不久前跟也曾是李歐梵學生的張歷君談起,他說他第一本讀李歐梵的著作是《中西文學的徊想》,一九八六年的書,這可是李歐梵第一本於香港出版的書。於此一提,因二書皆有一個「徊」字,我以為此字多少能捉着李歐梵的精神嚮往:有自己看法但不定於一尊,尤好徘徊,徘徊於西潮與中國之間,徘徊於雅與俗之間,徘徊於學院與學院門外,當時來說,也徘徊於美國與香港之間。「徊想非非」,浮遊起伏我想就是一種精神自由。在課堂上讀的則是仍未成書的《上海摩登》原英文文稿,如此我們約二十個學生就成了此書第一批讀者,當時已知同學毛尖已開始翻譯,功夫可不少的。此書融合文史,以一九三○至四五年的上海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化的範例,出入於報章雜誌、新感覺派作家、張愛玲與聲光化電之間,重訪也重啟上海─香港「雙城記」之討論。說到張愛玲,因九七契機李歐梵萌生創作〈傾城之戀〉續集構想,《范柳原懺情錄》正好成書於一九九八年,作者給課堂上學生一人贈送一本,我還特意叩他辦公室門索取簽名,忽見平日談笑風生的他一臉愁容,許是我敏感,後來才在他著作中讀到此年原來是他人生中一段低沉期,此是別話。回到書本,既為「雙城記」課,我們也讀了Ackbar Abbas當時新近出版,引起熱列討論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對何謂「消失」,生出了許多歧義。猶記最後一課完結後,李教授還邀同學一起到大學咖啡店聚餐,買東西吃時遇到當時在科大駐校的榮念曾,閒談如小型沙龍,李歐梵是身體力行地把大學應有的浪漫精神帶到香港來。

再會時已是二○○四年,李教授從哈佛大學榮休,正式「入籍」香港。此時我已轉到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唸博士,李教授返港任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人文學」可作李歐梵的第二個關鍵詞),我有幸成為他返港後第一個博士研究生。又上了一門研究課,這回深讀的是班雅明「未完成的計劃」的磚頭書《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課堂上真是一段一段細讀,也加一點口頭報告(猶記我負責報告的是「B Fashion」部分)。這課開啟我閱讀班雅明之路,記得李歐梵在課堂上曾問:若放在香港來看,哪些地方最能體現拱廊街這種建築特色?這問題引發了我將眼目放在地鐵的過道空間,也在城中作了不少徘徊遊弋,浪遊者(flaneur)那種既身在人群卻不屬人群、既被商品包圍又與之抽離、既亢奮又憂鬱、把城市當作迷宮的特質頗與本人個性投合,○五年我寫成《城市學》一書多少受其影響。後來此書在○八年在內地出版簡體版,李歐梵給此書撰來一段推薦語:「於廿一世紀的香港,一個人可以當城市浪遊者、秉承波特萊爾之姿或班雅明式的眼光嗎?我曾經嘗試,但失敗了。潘國靈證實比我成功多了。撇開任何託詞,這個問題即可以是一個有趣遊戲的開始,潘以高度的敏感性靈巧把玩。《城市學》由三篇專注於班雅明的文章開始,潘於另外二文復把班雅明洞見應用於香港文化之中。對於初接觸者,這有一定重量。他的班雅明『實驗』有趣和富啟發性的地方,最少對我來說,是他選取的場地:香港地鐵和九廣鐵路系統,特別是兩鐵於尖沙咀東透過地下行人隧道接通的地點……能看出與巴黎拱廊平行之處──玻璃天花與兩旁建有商店的商業通道──本身就是一個照見未來風景的創意舉動。」這固然是對當時年輕作者的鼓勵和溢美,亦足見李歐梵那種不嫌自嘲以長人,不拘小節滿有大師襟懷的率性。當然,這也是一個從閱讀到寫作的故事,許多寫作者由讀者孕育而成共踏的路。

早前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展覽中,李歐梵以三個身份親撰自述:學者、業餘愛好者、文化人,其中最後者的英文相應介紹為Man of Letters──西方對文人較古雅的稱謂,李歐梵在中文撰述中故意用上較地道也不那麼高逸的「文化人」三字。事實上,李歐梵二○○四年提早從哈佛大學退休,來香港雖繼續在大學任教,他當時一個新里程牌就是要在香港當一個文化人。此時的李歐梵更大量地在報章寫專欄,專欄文集一本一本地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也出席城中各大小講座活動,其活力之盛令年輕三十年的我也望塵莫及,是真的落實於香港文化土壤中深耕細作。二○○五年我邀請他到油麻地kubrick書店「粉墨登場」擔任嘉賓講者,這還是他第一趟到這間大隱隱於市的人文書店,我事前約定他在油麻地地鐵站等,一起前往。第二次一起出席公開活動,則是翌年應當時創立不久的《字花》之邀,擔任「缺席聆訊卡夫卡──閱讀座談會」講者,同台的還有黃子平教授和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劉美兒。我那天本預備了三段卡夫卡有關電影的片段,想從此闡釋卡夫卡的「神/法/人」三層次閱讀,但技術出現故障,臨時只能放映威爾斯(Orson Welles)一九六二年《審判》(The Trial)著名的「在法之前」(Before the Law)一段(李在Musings一書中有所記述)。這樣卡夫卡也成了我們之間一個契合點。有好幾年農曆新年李歐梵及子玉都會廣開家門讓學生友好拜年(特別愛選初三赤口),一年我知李教授正醞釀一本文學改編電影之作,帶的手信是米高漢尼(Michael Haneke)的《城堡》(The Castle)影碟。我以為卡夫卡的「閱讀債」這些年來也算還清了,原來不,二○一四年李教授在中大「人文重構」(Reconnections)課中又開設新題目談世界經典,其中一堂談卡夫卡的邀請了我和愛麗斯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分別擔任客席講者。我沒有告訴李歐梵的是,為了預備這場講座,事前我差不多整整兩週不停地閱讀卡夫卡作品,也包括一些談卡夫卡作品的論述,順帶把那本著名的可讀性甚高但不可盡信的《與卡夫卡對話》也讀畢。課堂上我再播了那段「在法之前」,想事情二度重演會是如何的。記得課後閒聊李歐梵問到「在法之前」中那句“this door is only intended for you”,“you”原德文用的是“du”還是“sie”?我知道這一「問」其實是一個叮嚀,讓我在英譯本外更留意卡夫卡的德文運用。李教授笑說自己也在自學德文,我猜當時他仍在起步階段,事隔一年,聽說他已能用德文一句一句地啃下那個「在法之前」寓言;早前到德國慕尼克旅行還遇上一間小書店,帶回德文版的卡夫卡短篇集,捧在手中如凱旋歸來。我沒告訴李教授的是,他這種學語文為唸懂文學的心當時對我感染甚深,私下跟自己說,遲些沒那麼忙時一定要重拾法語,看我喜歡的法國文學如卡繆、杜拉斯那怕是一頁我就心滿意足了。可惜我的能量沒那麼高,短期內恐怕只能流於空想了。

是的,李歐梵是我見過的少數人,真的會看到好書時情不自禁眉飛色舞如赤子小孩如獲至寶般。我也極愛閱讀,但生性較鬱,有時一讀就沉下去,李歐梵常常讓我想到閱讀的幸福,可以把人提起來,從中獲取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量和青春氣息。這是真正浸淫於書海的饋贈和不老之謎。有時因他而開啟了某些閱讀視域。譬如李歐梵常說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促使我打開這方面的著作,近讀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Kwame Anthony Appiah的《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裡的道德規範》,好像自己也是一個對國家認同無強烈感覺的人。一些則在偶爾見面時談及,可能不過輕輕一提,卻給了我追蹤的線索。如數年前談起我創作中的一個長篇小說,以一個作家消失了開展,他馬上提到一個劇作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記憶中是在乘電梯時提及,我默默記下,回家借了劇作光碟來看,後來又在亞馬遜網站以五美金買了這本劇作來看。薄薄的書,一九三六年諾貝爾文學得主皮藍德婁代表作,寫六個給作家中途棄之不顧的角色,走入排演中的舞台,要求劇場導演改演他們的生活戲碼,探索劇場形式和本質,十分怪誕,但隔了年月來看,可能又不太新奇了。又如早前在書展一場晚宴中,跟他聊起一些歐洲名著,他說現代人無暇閱讀,自己反而對大部頭小說胃口更大,近日便買了昆德拉極之推崇的Herman Broch的The Sleepwalkers來看。我沒告訴他的是,翌日我在大學圖書館中找出這本書,還一併找來Robert Musil的更大部頭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其實不過是翻翻,未可攻克的書牆,永不終結的故事,撫摸一下暫以為親炙。如是者,這些書話還可以綿綿地說下去,絮絮記憶,應也是文人書友理想的交往。謹將此「閱讀報告」獻給李歐梵老師當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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