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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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場所,存在的空間
-- 《聯合文學》2016年2月第376期
/ 潘國靈 / 13/2/2016

當我進入狀態的時候,再紛擾的空間我都可以寫作,當我不在狀態的時候,再寧靜的空間也是枉然。寫作與空間很難找出一個規律,但又非無。有一段日子我待在家裡寫,像入定於書房;有一段日子我流浪地寫,在旅館中寫,在咖啡館中寫,在路上寫,為了暫割與我城俗務和浮躁的牽纏;有一段日子不過想嗅嗅人氣,每天乘車回大學圖書館寫,周圍的學生成了寫作的帷幕,其實根本沒有交談。

「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文學」,的確,文學的本相總是帶着雙重性的。作家某程度上都是「雙棲動物」,隱喻或直指而言,他同時存在於「洞穴」與「講台」。何處是洞穴?等於問何處是吾鄉(以文字作故鄉),很難有人比杜哈斯說得更動容:「身處一個洞穴之中,身處一個洞穴之底,身處幾乎完全的孤獨之中,這時,你會發現寫作會拯救你。」寫作者都有隱匿、潛行的傾向,必要的孤獨,曠日持久地跟自己玩一場隱秘的捉迷藏。但處於後現代「表演型」社會,寫作者時而也走上講台,轉換成「說話者」的另一身份,自我協商其中的距離和交集。他時刻都在玩着一塊自製的蹺蹺版,一頭是自己,另一頭是另一個自己,在言說與寫作之間,在此處與他方之間,在消隱與可見之間擺盪。沉默不一定無言,可見不一定可信,文學的蕭條可與文學活動的繽紛共存。

是的,談文學存在的場所、作家寫作的空間,我以為必然同時觸及不同層次。日常可見的空間固然重要,如書店、文社、講座、詩會、文學節以至媒體空間如雜誌刊物等,作為生活的人,這些場所自是少不了作家的身影,一定程度它們亦是一地的文化土壤,寫作的搖籃。但單說日常性,始終未能完全深入寫作的本質。因為在尋常/日常的空間之外,文學還必有一個隱密的維度,你可能叫它作極限、盡頭、晦暗空間、死亡空間。文學家的存在樣態,就在日常空間與盡頭之間擺盪、在世界迷宮之中走出一條路途、企圖在封密的世界中撕出一道裂縫、缺口,真正的文學空間,寄存於種種雙重弔詭之間撐開的延異、間隔。在這意義上,文學人是不可能停棲於一點的。

但以上說到日常空間與晦暗空間,看似一實一虛,但兩極亦可重疊並存,而且常常亦是如此。因為文學家都懂得或不由自主地以一對「陰陽眼」來觀照世界。所謂「陰陽眼」,也就是在眼目所見之上疊加一重「負片」的幽靈想像,於是日常便不止於日常。所以班雅明將拱廊街看成巴黎城市的微縮、從資本主義的盛世中看到廢墟和末世。生在我城,有時我也不禁將一幢幢屏風屋苑看作一座座圍牆監獄、將越建越大的地鐵入口看作一個個血盤大口,或將一條貫穿不同年代海岸線的天橋看作一條時光隧道。又如城中那麼多地盤圍板,那何嘗不是魔術師掩眼法的黑布,之前那幢建築物尚在,黑布一扯,圍板一落,裡頭的東西忽爾消失了。空間的移形換影,是書寫者(特別是小說家吧)的異稟或後天習來的秘技,譬如說,他可以將書桌變成面壁的牆,將身體變成寫作的羊皮紙,將消失了的九龍城寨聯想成波赫斯筆下的阿萊夫。世界有很多個城市,但城市之中亦有許多個世界(city worlds),不同的人群都賦予書寫者不同的可能。如果你問作家生活於甚麼場所,作為一個生活的人和白日夢遊的人,那答案必然是多重和猶豫的。我寄居於香港這個地方,但同時浮游於意象世界與寓言空間之中。城市是一個關照的場域(field of care),但文學並不囿於城市,大千世界並非城市的總和。香港文學充滿城市的故事,但將兩者完全等同,又可能不自覺為前者設限,或添了一個接收的濾鏡。城市經驗重要,但不足以道盡文學的存在樣態。文學不從屬,甚至不從屬於自己的城市。如書寫者總是在入世與超脫、生活與冥想、地方關懷與世界出逃之間,徘徊不定,在與不在,這也是談「作家存在的場所」之難,但不得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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