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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為讀者:「作為」的複雜性
-- 《字花》2007年10-12月第10期
/ 潘國靈 / 22/1/2018

作者:潘國靈
譯者:雷浩文

驟眼看來,「作者作為讀者」似乎是句不證自明、清晰不過的真言。我們都讀。我們都寫。然而,倘若寫作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乃為了「提舉反思能力、追求複雜性」,那麼這句子值得我們多作深思。

作為開首語,我剛才已選用了蘇珊•桑塔格的話——我在她身後出版的著作《與此同時》(At the Same Time)中讀到的一句話。我沒有必要這樣做;我選擇如此。引言是廣為接受的常規,特別常見於普通文章(essays)和學術著作。它有時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有時卻只為了向自己尊崇的作家致敬——像我欣賞蘇珊•桑塔格的智慧和正直一樣。你們大概也知道,「列舉」(citation)這個字,既解作「引用」,也有「讚揚」的意思。可是,閱讀和寫作並不僅只是引經據典的實踐。

讀先於寫

為引入討論,容我再次借用蘇珊•桑塔格的話。桑塔格在《與此同時》裡說:「作家首先便是讀者。我是從閱讀中取得一些量度自己的作品的標準,並從中可悲地發現自己的缺乏。我是從閱讀,甚至在寫作之前,便已成為社群(community)的一份子——文學社群——其中已故的作家多於在世的。」這表明讀者和作家的關係並不如書名所指:同時出現。閱讀屬於先在(a priori),而寫作則屬後在(a posteriori)。簡而言之:讀先於寫。這不僅是說,在人類的成長階段中,我們通常在習得一定閱讀能力後方取得寫作才幹。寫作更是一個人生決定。經受如此繁多作家的智慧之言滋潤和迷倒後,或許在毫無先兆下,一個人決定改變自己的位置和身分——從觀察者成為參與者、從消費者成為生產者、從讀者成為作者、從欣賞者成者被欣賞者(最少不是被忽視的)。然而,這位置的轉變(有些人會視之為跨越)並非必然。一個人可以終其一生做一個滿懷熱忱的讀者,而從沒想過將寫作當成職志。我們都知道,至誠的讀者,跟作家一樣值得尊重。

循著讀者邁向作者這條路思索,人們往往會談及影響的問題。作家經常被問及:甚麼作家對你的影響最大(特別在你早期的寫作階段)?喬依斯•卡路•奧茲(Joyce Carol Oates)的《作家的信念:生活、匠術、藝術》(The Faith of a Writer - Life ,Craft, Art)中給了一個具示範性的闡述。特別在「給一個年輕作者」的一章,這位多產作家仔細陳述一些作家對他人的影響,如此清晰無誤,文學彷彿成了一個系譜。雖說作者的影響論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然而我對清晰的世系總抱有懷疑。我認為,影響更像是一個謎團,永遠存活於隱晦的形態。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談到影響自己的書本世界時如是說:「要說書本世界只有卡繆(Camus)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並不對。他們是其中一部分,但這世界也包含了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湯姆(Tom Sawyer)和所有相關英雄。它是壞的也是好的文學,我以同樣興趣閱讀二者。我說不出我究竟從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從一些寫牛仔歷險的三流美國作家中學得更多。我不知道。我也不喜歡這樣分門別類。」或許在我們的後現代情境中,當精緻與大眾文化界線漸趨模糊之時,此言更形真確。


與此同時

然而,閱讀和寫作不單是次序與影響的問題。我們同時是讀者也是作者。當我們,作為作者,去讀自己的作品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桑塔格在約翰•達頓(John Darnton)的輯本《作家談寫作》(Writers on Writing)中,再次令寫作臣服於閱讀。「寫作是在特定的強度和專注力下,對閱讀的藝術進行實踐。」或者如易卜生(Ibsen)所言:「寫作是端坐下來,審判自己。」

你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位讀者。從評鑑的角度來看,你其實正在扮演著另一角色,也就是批評者的角色。正是透過自我批評,作者在把作品付梓成書前,不斷進行重寫。然而,作家未必是自己作品的好讀者。我們可能會失控於自己的作品,有時太仁慈,難忍刪字之痛而將累贅字詞保留下來;有時則太殘酷,將本來不俗的手稿痛心撕毀。我們知道甚麼是上乘的,然而我們不一定是自己作品的精確讀者。「當局者迷」,因此作家將作品公諸於世前,往往求索於密友或是慧眼編輯,作為外在的評審。一旦出版,有些作家長年拒絕回到自己的作品,有些甚至索性埋葬它們。有次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被問及他早年的小說,他回答:「我毀了它們。它們寫得很糟。」誠然,身為讀者的作者實在是個複雜的物種。

更為複雜的是,作者和讀者在我們的身體和靈魂中的存在狀態,並不是共生互棲,而是相互擾亂。我總認為這分裂性實是作家之本質。身為作者,你生活之時同時看著自己生活。寫作之時同時看著自己寫作。你同時是導演和演員。你同時是表演者和觀眾。你毫不間斷地墮入內在對話之中。作家生來就「精神分裂」,不是精神疾病而言,而是你無可聽任地將自己分裂成二,自我疏異,把自己置於讀者的高位來觀照自身,而這種「自我反射性」(self-reflexivity)被視為作家應有的特質。「寫作我」(writing self)「對存在的高度知覺」,總在抗衡「生活我」(living self)「對存在的遺忘」(海德格〔Heidegger〕語)。於此而言,所有作家都過著雙重生活。


作者作為「非讀者」

在論及作家的內在特質上,或許我已偏離太遠。讓我回到文本意義上的閱讀和寫作。作家可以是「非讀者」嗎?蘇珊•桑塔格在《作家談寫作》中,說了一件軼事,我覺得蠻有趣。她有次和奈波爾(V. S. Naipaul)傾談,提及一本她鍾愛的十九世紀英文小說,一本卓卓有名、她假定所有如她一樣關心文學的人都會欣賞的小說。不料奈波爾沒有讀過。察見桑塔格面上乍現的驚訝神情,奈波爾堅定地說:「蘇珊,我是個作家,不是讀者。」

奈波爾的論點似乎和傳統大眾對作家的印象相反。我們難以想像,一個不是舞蹈觀眾的編舞家、一個不是聆聽者的作曲家、一個不是影迷的導演,但要設想一個並非閱讀專家的作家,卻非同等困難的事。在文字的世界裡,藝術實踐和藝術欣賞的差別可能較大。我認識一位作家,她刻意避開書本整整一年——作為長年浸淫書海後的一種撤退。我也認識一些中國作家,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更曾被剝奪閱讀的機會,卻單憑深刻的生活經驗,寫出文學的傑作。

我這樣說不是要貶低閱讀的重要性。可是,若果閱讀是一扇引領我們進入他人生命的窗子,那麼經驗便是我們自己的寶庫(想像力是寫作「三位一體」的另一元素;它偶爾讓我們超脫閱讀和經驗,但篇幅所限,暫且不表)。當代作家余華在《文學的力量》一書中曾說:「我覺得閱讀很重要,但是閱讀沒有生活經歷重要,我覺得我的生活經歷造就了我是一個甚麼樣的作家。」中國諺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似乎早在遠古,中國人便已明白閱讀和生活的差距。當然,兩者並不是相互排斥。身為作家,我經常渴望同時可以沉浸於二者之中。

話雖如此,我必須補充,閱讀雖可憑藉一己的努力追尋,生活經驗卻不能求諸相同方式獲取。某程度上,我們都被拋入和活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受限於比我們自身更為龐大的社會氣候和文化情境。備受尊敬的「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之一聶華苓曾對駱以軍和我表示,我們是第四代到訪愛荷華(Iowa)的中國作家。和前幾代相比,第四代活於和平盛世,同時也是風平浪靜(無驚無喜)的時刻,免於劇烈的政治動盪,如曾經瀰漫台灣的白色恐怖、蹂躪整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全球化紀元,我們的生活尤其被裁嵌成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機器的齒輪。我們備受祝福,卻顯得蒼白。正在這更大的蒼白之中,閱讀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倘若經驗的腿萎縮,我們必須壯大閱讀的腿,以作補償。我們會否因而成為「跛腳」作家,我不知道。我承認自己屬於身為讀者的作家這一類,常因書本裡的文字而愁眉不展。然而,我相信「扶手椅作家」仍可是良好的品種,譬如對世俗生活和平凡人作出省思。我珍惜能離開扶手椅的每個時刻,作不成朝聖者的話,至少也像浪遊者(flaneur)般到處闖蕩,恰如現在我在愛荷華考察的這個珍貴時刻。

本文原以英文撰寫,發表於2007年9月14日愛荷華公共圖書館座談會(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辦)。中譯刊於《字花》2007年10-12月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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