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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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恐佈份子》
-- -- 收於《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
/ 潘國靈 / 1/5/2003

《恐佈份子》是楊德昌的第三半部電影,有說這是楊德昌創作生涯中第一個全面性高峰。的確,《恐佈份子》公映後幾乎獲得一致好評,以楊德昌的說話,是結果之好與創作條件之差,恰成相反。

《恐佈份子》其中為人所稱道的,是其精密的敘事結構。電影採取多線敘事,開始時是相當破碎的鏡頭,逐漸三條主軸線便成形浮現(三條主軸線分別是混血女孩淑安、其母及其歹徒男友大順、愛拍照的小強及其文藝女友、作家周郁芬、其夫李立中及情夫沈維彬;另學者詹明信則說是四條情節鏈:醫務人員、女作家、攝影師、混血女孩[1] ;這視乎如何組合),出現大量交錯的同時性。相互交織的敘事線又可看作是擴散式的,由混血女孩的惡作劇電話為一個擴散點,將所有本不相干的人物纏結一起,佈局精密冷靜。

更難得一點,是此片結構之精密,不純為電影形式服務,而做到形式與內容融為一體。獨立而交錯的敘事,本身便帶出都會人物既疏離又糾纏不清的人際關係。另外,人物亦不時表現出一種互換性,也就是說,都會人物是隨時可被替換的,人的獨特性受到質疑。最明顯不過是混血女孩拿的電話簿裡出現的一連串「李立中」名字,事實上,現在被選中的李立中不是她首挑的,只是首挑的那個電話接不通,惡運便降臨在他身上。李立中與醫院死去的高組長亦有其互換性,同事說高組長:「他生活太單調了,一旦出點事,反應不過來,一定會出問題」,又說:「聽說,他外頭有個女人,最近被他太太發現。這只是傳說。」這全都一一應驗在李立中身上。李為升職不惜誣告朋友大金,而誣告者又無緣無故成為被誣告者(被匿名電話誣告);李暫代組長之職及後又被人替換等等,都是例子。

電影的內容題旨亦表現深刻。電影以一個遠景開始,一名死者伏屍在清晨的街道上,寂靜中劃過警車聲,便道出全片的主題:表現平靜實則暴力暗伏的都會危機。恐佈份子是誰?金炳興留意到電影英文戲名是The Terrorizer而非The Terrorist[2] ,「恐佈份子」可以是擦肩而過的一個普通人,一如李立中走在行人天橋上一樣的與旁人無異。電影帶出傷害的問題,正如楊德昌談到這齣電影結局時說:「它可能有兩個面貌,所以更凸顯這只有一個悲劇的結局,不是傷害自己就是傷害別人,最後這個答案就是傷害。」[3]  凡有能力帶來傷害的都可以是「恐佈份子」,淑安、大順、周郁芬、李立中,甚至李立中的上司等等,全不例外。

這種隱伏不彰的都會危機,片中的影象和聲音都有細緻表達,譬如全片多次事故都發生在曙光初露的白天、多次出現象徵潛伏危機的台北瓦斯槽;聲音上,反覆出現警車聲、狗吠聲、槍聲、按相機的快門聲,不時劃破本來靜謐的畫面。

除聲影之外,電影中對都會空間的處理亦相當細膩。都市人物與環境交疊,各自封閉於各自屬於的世界,李立中屬於暗黃燈光的洗手廁所,周郁芬被封閉於小書房內,攝影師自閉於漆黑的犯案單位,警官活在舊世界的澡堂,混血女孩被母親綑鎖於房間內,其母亦把自己鎖在瀰漫《Smoke Gets in Your Eyes》回憶的公寓中,好像電影中狂吠的狗被鎖於狗籠一樣。空間亦表現出台北新舊矛盾的一面,如沈維彬玻璃帷幕的辦公大廈相對於李立中舊式官僚的醫院。

《恐佈份子》碰觸廣泛的都會問題,包括青年反叛、中產階級精神危機、婚姻危機、社會罪惡如仙人跳勒索、騷擾性電話、官僚僵化、都市人的孤寂疏離等等,電影透過不同角色,巧妙地在個多小時的電影時空中,觸及現代化與傳統、新與舊、階級、經濟、性別以至歷史多個層次的問題。譬如說,在階級方面,李立中、攝影師、混血女孩便分屬中產、富家子弟、低下層不同階級;在工作方面,李立中、經常無精打采的老警官、情夫沈維彬,亦帶出新與舊的並置;小雜種這個由母親與駐台美軍所生的角色,則牽引著歷史的問題。一些評論亦提到電影的女性意識,如詹明信說:「女性角色是《恐》片的中心……,在《恐佈份子》中,鏡頭的焦點是女人的命運,周郁芬的困境和混血女孩故事一一是例證,不幸的李立中只是回應的角色。」 [4]

《恐佈份子》探討的問題不僅是社會性的,還觸及藝術的虛與實、媒體本質的反省。電影牽涉文字創作、攝影、聲音傳送(電話)各種媒體,事件的發端和後來的重組,都是透過媒體作為中介的,當事人被媒體擺弄而未能接觸真象,如片中反覆出現的一句話:「小說歸小說,跟現實畢竟是有距離的」。《恐》片雖非後設電影,但黃建業說「它逐步構成一種內省性的後設觀點」,則有其道理。[5] 《恐》片含意豐富,詹明信說《恐》片「同時是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作品」;他更進一步提出李立中這個角色提供了第三世界的「國族寓言」,筆者認為這點或有點過度詮釋了。[6]

《恐》片的開放式結局亦是為眾所談論的地方。表面上兩個結局版本(殺人、自殺)實則容許更多可能性的詮釋,這個充滿可疑性、不確定性、曖昧的多義性結局不僅具形式上的實驗性,還與以上所說對媒體自省的主題一致,因為結局本身便拒絕為觀眾提供一個被動接收的單一真相,模糊虛與實的區分。將結局推得更遠一點,如焦雄屏所說,電影甚至可「由繆騫人最後的嘔吐解釋,繆騫人可以不是周郁芬,可以只是一個不相關的女人,做了一個有關周郁芬的奇怪的夢」 ,如此說來,電影末部對「真相」的媒體重組,便一下子被結局推翻,對媒體之質疑被帶到極致的地步。

[1] 詹明信,〈重繪台北新圖象〉,收於鄭樹森編的《文化批評與華語電影》(台北:麥田,1995),頁222-75。關於四條情節鏈的說話,參頁257。
[2] 金炳興,〈平分春色〉,《電影雙周刊》202期,頁10。
[3] 引自黃建業,《楊德昌電影研究》(台北:遠流,1995),頁229。
[4] 同註1,頁251。
[5] 同註3,頁140。
[6] 同註1,關於「國族寓言」的說法,參頁263-70。另詹明信一文把沈維彬(金士傑飾)辦公室看成是一間出版社,似屬錯誤;辦公室看來是售賣電話產品的,這更帶出一種反諷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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