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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與人文--成為文化史的醫學史
-- 《明報》讀書版6.7.2003
/ 潘國靈 / 10/7/2003

弄清既往史,把握現病史,推測預後是在行醫過程中必須做到的。在治病過程中必須做到幫助病人或至少不能做有害於病人的事情。──《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

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名著《疾病的隱喻》中,提及肺結核和癌症在詞源學上的意義(分別有「消耗」和「蟹」的含義),以點出疾病的隱喻性思考。這種隱喻性思考有其歷史發展,以最近大行其道的Pneumonia一字(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為例,字根pneuma來自拉丁文,指呼吸、精神、靈氣,或聖靈之意,至少可回溯至古希臘醫師蓋倫(Galen)的三種靈氣說:動物靈氣、生命靈氣、自然靈氣(而「非典」又的確與此三者息息相關)。

作一點詞源學上的考據,只不過是指出,醫學知識網每一條筋脈之間都緊密相連,即使新病毒如SARS也不完全「新」,而可聯繫到不同的醫學起源,如近代的病毒學、基因解碼等。SARS的出現衍生了一大批快速湧現的非典書籍,這些書自有其即時性意義,但藉此機會探究一下醫學與人文歷史的關係,即使不是必須也是饒有意義的事。引蘇珊.桑塔格的話:「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握有雙重公民身份:既是健康王國公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這雙重身份不斷被建構與拆解,並非一成不變。醫學史與人類歷史差不多同樣悠久,要瞭解世界和自身處境,政治史、藝術史、科學史等等以外,醫學史是不可或缺的鑰匙。

最近廣西師範大學將意大利名醫史學家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的《A History of Medicine》翻譯成兩大冊的《醫學史》,一方面固可補中文譯作在這方面之不足,另也可作為對這位醫史學家逝世50周年的紀念。卡氏這部著作的意大利文第一版出版於1927年,曾被譯成法、德、西班牙文,英文版於1941、1947、1958三度出版,最後定稿的1947年版本由卡氏本人和克倫巴爾(E. B. Krumbhaar)等美國醫學家作補充修改,中文譯作就是根據這英文版本翻譯而成的。這半個世紀以來,出色的醫史學著又不知凡幾,卡氏的譯作此刻登場未免有點姍姍來遲,尤其它對二十世紀描述不可能完善,但它全面記述自史前期迄二十世紀中葉醫學觀念、醫療技術、醫學研究的發展過程,融醫學思想史、醫學狀況史和醫學人物史於一身,內容廣博、史料翔實,插圖豐富,仍是難得的長篇力作。

醫學史絕不僅止於科學與技術的一面,它實則與哲學、宗教、社會、政治、藝術、民族性等息息相關。《醫學史》展現出這種深廣度。舉例說,政治上,瘧疾曾經被認為對希臘的衰落造成很大的影響,這往往為希臘研究者所忽略。疾病與帝國和殖民主義亦關聯甚深,非洲曾經被稱為「白人的墳墓」,對瘧疾的起因及藥物發明為帝國擴張開了綠燈。經濟上,消滅蚊子曾是發展巴拿馬運河的必備條件。小如「放血」療法,亦曾牽涉文藝復興時期希波克拉底主義與阿拉伯主義兩大醫學陣營之爭,放血問題引起歐洲各地討論,焦點變成是否應維持阿拉伯人的權威。醫學的權仗曾經由巫師交到僧侶,由理髮師交到外科醫師(1540年理髮師和外科醫生協會在倫敦合併,至1745才分離,前後超過200年)、由接生婆交到婦產科醫生手上,地點由公眾廟堂轉到專業分科的醫學院和實驗室。十七世紀初挑戰傳統權威的不僅有眾所周知的伽利略的「日心說」證實,還有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的心臟血液循環系統理論(肝臟乃血之泉源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延綿近二千年),雖然他付出的代價只是被廣泛嘲笑和放逐的威脅。這些,都足以讓人看到,要認識身處世界,醫學史是不可不碰的。

卡氏在《醫學史》中開宗明義提出,觀念、事實和人物三方面是研究醫學史的主要大道,書本亦將此三者參透貫通,以時序縱貫為基準,從中可看出醫學歷經從體液病理學說、細胞病理學說、細菌學、抗原和免疫學說,以至整體病理學的多番「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有趣在這些轉移不僅取決於文明演進(雖然整體來說卡氏是肯定「進步」概念的),亦受制於諸多面向的影響力,而學說之轉移並非直線的,某些學說經受長期忽略後又有回歸之勢。他甚至承認原始人若干習俗和治病法是科學醫學發現的前驅(如古代人用接種法預防蛇咬),這比起一些論者以為近代醫學乃科學革命之產物更具說服力。

當然,得指出也正是觀念、事實、人物這框架,令《醫學史》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看來,浮現出它自身的缺點或局限。卡氏一再指出事實(facts)的重要性,他說:「今天醫史家的治學方法和從前醫史學家所用的方法不同,因為今天所用的史評規則前人並不知曉。應該詳細考察以往的史實,用十分客觀的態度,檢查歷代的醫學思想線索和宗教、文化、哲學、政治以及社會進展的關係。」作為一位史學家,他同樣受當時史學影響,當時歐洲主流歷史觀是由蘭克(Ranke)倡導的客觀史實主義,相信從史實中可破譯出客觀歷史,不容假設臆測的位置。事實上,整部《醫學史》貫徹始終是一把從史實透現觀念的「客觀」聲音,在歷經近半世紀以來後現代主義對史實的質疑、歷史自科學至語言文學的轉向(代表作有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史元》(Metahistory)),對於要求觀念刺激的讀者來說,《醫學史》便流於傳統。另外,作者亦說:「研究既往,最主要的是應當將醫學思想從起源到最後重新統一起來,同時還應當證明歷史的連續性。」對歷史連續性的堅信,自然也與當代解構思潮特別是以傅柯(Foucault)系譜學對歷史斷層性的針對相悖。即使不以理論駁之,《醫學史》認為萬事皆可溯源歸宗的想法,也隱隱然排除了歷史的偶發性,像二十世紀初盤尼西林和更近期的幽門螺旋桿菌的偶然發現,牛頓樹上的蘋果,同樣會落在醫學史的土壤上。

《醫學史》一書,也特別多醫學人物的介紹,對醫學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都值得人類牢記。不過,醫學史往後應如何續寫下去?仍是一部「History of Heroes」嗎?還是一部「取消個人」的歷史?有說醫學未來的發展,制度大於個人,科技重於思想、疾病重於病者,正如另一位剛於去年辭世的當代醫學史家Roy Porter所說:「疾病越來越變得比病人重要了,解剖學、生理學越來越變得比生病個體的後果重要了……這是一種越來越傾向於唯物論的和還原論的方式」(他指西方醫學)。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而諷刺的是,自二十世紀世界各國大學都設有醫學史課程之時,香港至今仍一片空白(包括兩間大學醫學院),如果不欲淪為技術官僚城市,醫學史和疾病史這個題目,值得更多人關注。

延伸閱讀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Roy Port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有中譯本《劍橋醫學史》,吉林出版社)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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